金华新闻网10月26日消息 记者 李艳 文/摄
1987年，王选赴日本留学。
10年后，1997年，她被推选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没想到，正是这一决定改变了一群人，也彻底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自1995年开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本的优厚待遇，执着而坚定地走上了对日诉讼之路。她带领一帮白发苍苍的细菌战中国受害者，风尘仆仆，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在日本法庭上唇枪舌剑；她带领一群稚气未脱的大学生，辗转于国内各受害地，风餐露宿，为细菌战调查取证……
王选似乎永不知疲倦，始终奔波在路上，她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只为还原历史真实，让世界了解真相。
一篇报道改变人生
王选祖籍义乌，出生在上海，下过乡，读过大学，做了8年英语教师，1987年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1995年8月3日，一篇报道打乱了她在日本的宁静生活。
那是日本英文时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黑龙江哈尔滨召开首届关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
义乌崇山村？鼠疫？王选瞪大眼睛，一下子被吸引。
义乌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老家，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崇山村上空。十几天后， 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包括叔叔在内有8位亲人遇难。
王选再也坐不住了。“第一次知道细菌战，不说别人，我都很惊讶：怎么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的事情与义乌崇山村有关系？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侵华日军731部队和义乌崇山村的证据链、事实链究竟是什么？”
王选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去英语教师的工作，毅然回到中国。
1998年2月16日，王选在细菌战诉讼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首次开庭时曾动情回忆这段“不解之缘”。
“崇山村是我父亲的故乡……1966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四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撒毒、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埋在村民们记忆中的恐怖、悲伤和愤怒，是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他们那儿受到的历史教育。
1987年，我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的三重大学和筑波大学学习。这10年里，我切身地感受：在中国大多数人都知道战争中日军的种种暴行，在日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1995年8月，战争结束50周年，我和一些到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者的当年日军后代们，命运般地相会。从那时起，不分四季，与他们并肩一起，到崇山村以及其他细菌战受害地，进行受害情况调查，研究学习细菌战的历史事实至今……”
王选透露，这么多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民间诉讼，唯有细菌战诉讼是中国受害者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义乌崇山村农民发出了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第一声。
早在1994年10月8日，义乌崇山村村民王焕斌、吴利琴、王国强就向日本政府提交“联合诉状”。那年春天，王选为联系企业的业务，从日本回到故乡，她自小熟悉的王焕斌叔叔就告知她要为“日军放鼠疫”“烧村”的事，向日本政府索赔，她在日本，必须参与，并让她去日本联系前来崇山村调查的日本和平反战活动家松井英介、森正孝。也正是松井英介、森正孝，在哈尔滨的关于侵华日军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了王焕斌等三村民提交“联合诉状”。1995年8月3日，看到日本英文时报的那篇报道后，王选通过报社，联系上松井英介、森正孝，和当年日军后代们“命运般地相会”。
王选就这样被“卷”入历史的洪流。
让受害者学会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
跨国细菌战诉讼长达8年，历经40多次庭审。其间很多次，由于种种原因，受害者代表无法出席，王选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告席上，一次次做着法庭陈述，一次次潸然泪下。
1997年8月11日，来自浙江义乌、宁波、东阳、衢州、江山，湖南常德的108位原告（1999年12月，各受害地第二次起诉，与第一次起诉合并成一个诉讼，原告人数增加至180人），正式向日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9次开庭，一审作出判决：认定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但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请求；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经过10次开庭，二审作出的判决和一审几乎如出一辙：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上诉。
对这样的结果，王选似乎早在预料之中。
早在1998年，为细菌战诉讼出庭作证的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上田信问王选：“为什么要参与细菌战诉讼？”
王选的回答让上田信肃然起敬：“打这个官司，并不在于输赢，而是通过这个诉讼，让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受害者能够了解国际社会，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让他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会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最重要的。”
正是在王选的引导下，一个又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1年12月，跨国诉讼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最后一次开庭，记者和王锦悌、王晋华、张曙、楼良琴四名义乌原告一起赴日。其间，我们一起走上日本街头游行，还手挽手在靖国神社前集体愤怒抗议。四名从未出过国门、老实巴交的义乌原告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辗转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以饱含血泪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大小场合从不怯场，非常勇敢。
还有衢州的杨大方、宁波的胡贤忠、湖南常德的徐万智……如果没有王选，没有跨国诉讼，细菌战不会如此人尽皆知，而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会像很多受害者一样，默默无闻，平淡地活着和死去。
2002年，王选作为我市第一人，入选当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她用坚毅和执著还原历史真相。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和她相伴的是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她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告诉世界该如何面对伤害，面对耻辱，面对谎言，面对罪恶，为人类如何继承和延续历史提供了注解。”
这是对王选跨国诉讼披荆斩棘、负重前行的最好概括和肯定。
奔波的脚步依然坚定
本报是全国最早关注、报道细菌战诉讼的媒体。早在与王选认识前，1997年8月19日，王晋华、王锦悌随王选从日本递交诉状回到义乌第二天，记者即第一时间赶到义乌崇山采访。8月22日，本报以《还我血债》为题进行独家报道。
王选对《金华日报》充满感情。
“1998年1月20日，我们在义乌召开的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原告代表会议，就是《金华日报》来报道的。当时，除了《金华日报》，没有一家媒体关注我们，《金华日报》功劳很大。”王选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特别鸣谢《金华日报》。
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原告代表会议上，记者与王选第一次认识。虽已过去2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快要拆除的大楼会议室极为简陋，玻璃窗破了好几处。窗外漫天的飞雪和刺骨的冷风“破”窗而入，冻得人瑟瑟发抖；省内各地，还有常德的受害者代表都赶来了，王选慷慨陈词，满屋子的人似乎都忘记了寒冷，热血沸腾……
20多年过去了， 180位原告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健在的也都已步入风烛残年。读者印象中慷慨激昂、终日奔波，似乎浑身有使不完劲的王选今年66岁，头发花白，走路再也不复当年虎虎生风。她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细菌战跨国诉讼，堆积如山的诉讼材料和调查报告每一页每一字都记录着她的青春芳华。
回顾所来路，王选最感欣慰的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国内开创了政府部门认定的细菌战受害者医疗救助的先河，和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在腾讯慈善微信平台上建立了战争遗留‘烂脚病人’救助医疗基金，对烂脚病老人实行医疗救助。这些被烂脚折磨了一辈子的老人，在社会的关爱下，干干净净度过余生。”
王选最遗憾的是，没能好好陪伴家人，对自己不珍惜。王选每次出门，都会背鼓囊囊的包、拖沉甸甸的行李，里面塞得满满的都是和细菌战有关的书籍和资料。2010年，她陪中央电视台记者到日本采访时，“腰猛的一闪，坏了”。她在日本家中躺了一个星期，“杀猪一样痛，上厕所都是爬的”。她撑着一直没有到医院拍片，去年10月大发作，在上海猛然倒下，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今年，医生发出警告：“这是七八十岁的腰，你的身体已经让你休息了。”
岁月催人，王选却依然未能停下奔波的脚步。在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完成《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等两个与抗战有关的国家级大项目后，眼下她又带领学生投入《浙江省战时烂脚病调查报告》的整理、编撰。该报告共收录了1000多个烂脚病人的调查表，以及1000多个知情者的口述历史。其中，金华的调查占很大比重，金华烂脚病人占总数一半之多，特别集中于汤溪、白龙桥、长山，这三地均为1942年浙赣会战中发生战事的地区。
记者最后问了两个问题，王选的回答让人辛酸。
“如果没有细菌战跨国诉讼，你会在做什么？”
“我会在美国或英国读博士，现在应该已经拥有博士学位。我一直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不过，现在太老了。”
“如果没有细菌战跨国诉讼，你会生小孩吗？”
王选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