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经》），是1987年5月在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的。武威市博物馆孙寿岭先生，对是经进行潜心研究，发表多篇文章，认为是西夏泥活字版印本（1）。孙文的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如史金波先生在相关论中给以肯定（2）；有的学者如宿白先生则认为“此经确为活字印本，但是否为泥活字版，目前似尚难论定”。（3）1998年3月，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专家对是经进行鉴定，肯定其为西夏活字，但在是否是泥活字，“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4）。笔者认为，尽管如此，此处的《维经》，已非一般意义的佛经，因其是活印本而赋予它特殊的价值，孙先生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孙先生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反复试验，不嫌其难，在煮饭炉上，烧制出3000多个泥活字，并印出仿本（图十），进一步证明其为泥活字。鉴于是经是否是泥活字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本文除主要是介绍孙先生的研究成果外，也穿插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略述其学术价值，敬请方家不吝请教。 一、亥母洞遗指及 《维经》的发现 亥母洞位于武威西南新华乡缠山村。宿白先生曾到该处调查，并阐述了亥母洞的状况及其久远的历史。他说，亥母洞“系就崖体裂罅稍加修整者。洞前建小殿，小殿为近年所重修，据殿内右侧所立清雍正四年（1726年）亥母洞石碣，知此近年重修系袭用清初故址。”又因出土西夏文物，是知“此清初小殿又沿承更早的旧基”。如图一所示，“小殿后壁左侧即亥母洞开口处。洞窄长，内原建喇嘛塔四座，纵列成行，四塔皆圮残，自前第二塔刹柱上缠绕唐卡一帧，第三塔即示意图内之a塔，是四残塔中保存较好者。……第三、四塔间，靠右壁地面凿出长方形地槽，内堆置模制小陶塔甚多，此即《元史·释老传》所记：‘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亥母洞后壁右侧有小洞，须匐伏而进，因深暗未入。……亥母洞不见文献记录，但其名耆老相传，且有雍正碣石可证，当无讹误。按亥母系藏传佛教葛举派之重要本尊，藏文文献记自12世纪后半，西夏王室即与葛举关系密切。”可知其“经历绵远，实有其悠久之历史背景也。”（5） 1987年5月，该地群众在施工中清理小殿后部坍落之土石时，发现西夏文佛经、文书、唐卡等一批西夏文物，并一直保存在洞中。1989年进一步清理时，又发现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就是这部十分珍贵的《维经》。据孙先生研究，这部经为《维经》下集，经折装,总54页，书品长28、宽12厘米；有上下单栏，栏距21.5～23厘米;每页7行，每行17字，计6400多字（图二）。“尚存后三卷四品，即第八卷香积佛品第十；第九卷菩萨行品第十一，见阿闪佛品第十二；第十卷法供养品第十三。以上四品除（第）十三品后部有遗失外，其余三品皆完整无损，页面次序亦无错乱。”（6） 二、《维经》是西夏后期印本 鉴于现存西夏文佛经有西夏印本，也有元代印本，对《维经》的断代，似乎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孙先生认为：1.与《维经》共出的有“西夏乾定申年（1224年）、乾定酉年（1225年）、乾定戍年（1226年） 的契约和纪账单等物”；2.《维经》首页题款有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 睦懿恭”文字;3.未见西夏后的文物，认为该经最早为“西夏仁宗”，“最迟不晚于西夏乾定年间”（7）。笔者认为，孙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考古中有纪年的文物总是很少的，在出土物的断代上，大多依据文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上述考古资料，足以证其为西夏时物。据有关资料，现存包括佛经在内的有明确纪年的西夏印本有26种，其中仁宗时期的有19种之多，约占73%，最晚的是桓宗天庆年间的，而无桓宗之后的（8）；且《维经》又有仁宗题款，似定其为仁宗时期（1140～1193年）印本也无不可。 三、《维经》是活字印本 孙先生在《维经》的鉴定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他逐字搜索，认真找出每一点不同之处，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其文章中，列举十多条理由，证明《维经》为活字特别是泥活字印本。应该说，证明其为活字印本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雕版、活字二者有明显差异：诸如在字体上，雕版为一人所为，字体大小一致，笔画粗细均匀，版刻者一气呵成，前后文字气势一贯；而活字由多人刻字，刻工水平不一，用笔方式有差，以致形成字形大小不一，笔画粗细有差。在墨色上，雕版相对平整，墨色显得较为匀称；活字版平整度难于雕版相比，造成墨色浓淡不一，有的字稍有倾斜，又形成半深半浅。在版式上，雕版字行平直整齐，行格界线清晰；活字则栏线时有时无，字行歪斜不整。以上所说活字特点，在《维经》中都有明显反映，尽管表述方式不同，但在孙文中都已论及，并为学术界所认同。 四、《维经》是泥活字印本 问题焦点是如何证明其为泥活字。著名印刷史专家、在北图善本部泡了一辈子的张秀民先生，在论及活字鉴定时曾感叹地说：“至于泥字、木字、铜字的区别，则在几微之间，更为不易。”（9）道出了区别几种活字印本之难。其所以难，就难在由于活字印本太少，特别是至今未发现可以确认的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印本（10），致使早期活字印本尚无规律可寻。然而，即使如此，只要仔细观察，认真研究，总能发现一些为其它活字印本所无的特殊现象，并作出科学的解释，或可证明它是什么印本。孙先生正是如此作的，他在《维经》中发现了不少奇特的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认为这些就是认定《维经》为泥活字的依据。根据孙先生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点： 第一、交笔不直。所谓交笔不直，是指有的字横竖交叉的笔画，其延伸部分不够连贯，不够笔直，其中有的字还在交笔处形成一个节（图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泥上刻字时，笔画交叉处不能一刀贯通；“若一刀刻通，泥胎受伤，笔画分离，再经火烧脱水，字体收缩龟裂，已不成形，不能使用”（11）。而字形结构中的口形、半口形、三角形等，只能一刀一刀剔刻，致使这些结构变形，交笔处成节，交笔后的延伸部分笔画不直。 第二、“气眼”笔画。所谓“气眼”笔画，是指有的字在较粗的笔画中，用肉眼可以看到的小白点，即“气眼”（图四）。这是因为泥质不好形成的。孙先生说，“泥质越差，气眼越多”，如果是水性印料，则气眼更多（12）。 第三、变形笔画。所谓变形笔画，是指有的字笔画变形，成为片状（图五）。孙先生认为，这是因为陶化过程中温度过高在泥字上形成的釉面所致。这与常见的“晕染现象不同，后者模糊一片，但笔画不变形”（13）。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无论在雕版上，还是木活字、铜活字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它的形成，与泥字的泥质、刻字方式及陶化过程相关。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解释，说明《维经》为泥活字版印本，我看是有说服力的。 曾有人论及木活字笔锋犀利，泥活字则显得钝拙，以此作为区分泥活字和木活字的依据。孙先生举例如图六说明，木活字笔锋犀利，泥活字中也有笔锋犀利者，拙见认为这也是对的。 五、武威本与晚期泥活字本的差异 史载，北宋布衣毕昇发明了泥活字，但是，至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汉文泥活字印本，我国早期泥活字的情况已难以知晓。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安徽泾县翟金生先生，根据《梦溪笔谈》关于毕昇造泥活字的记载，用毕生精力自制泥活字，并用其印刷《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著作多部；其著作及泥字都有传至今者（图七）。学术界普遍认为翟氏泥活字的发现，证明了沈括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记载的可靠性；而其泥活字曾由安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配齐一套，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之一，送加拿大、美国展览（14）。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张秉伦、刘云等先生，在研究并充分肯定翟金生泥活字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试验，又制出自己的泥活字，并用其模拟排版印刷（图八）。笔者注意到无论是翟氏还是张氏之泥活字，都字形规整，质同角骨，而张氏所造，更是“形状十分规整，除原料外，字体和笔画几与铅字无异。”（15）翟氏和张氏印品，虽然也有栏线四角结合欠好，行格也有时断时续，墨色也有浓淡不匀的现象，但总体上说来是字形工整，字行匀称，版式整齐。笔者曾有幸在北京中国印刷博物馆，聆听了张氏介绍，目睹了张氏泥活字，确与上述情况相符。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武威西夏泥活字，与翟氏、张氏泥活字并不完全相同。武威泥字除上述谈到的诸特点以外，还有“有的字体修长，有的扁宽，有的方正，有的歪斜”；字行间距，有的宽，有的窄；还有因断笔较多，而造成的缺头少尾、边缘不齐的现象（图九），等等。这些都是翟氏、张氏泥字所无的，也是其它明清活字本所无的。 武威西夏本与翟、张二氏泥活字的差异，是早期与晚期的差异，初创期与成熟期的差异，也是时代不同的反映。我们知道，泥活字印刷，涉及选料、制泥、刻字、烧字、上架（将字按一定的规律摆放）、拣字、排版、印刷、装订等工艺过程，还要涉及墨料、纸的质量和印刷技艺的水平等。《维经》的上述现象，有的是选料、制泥、刻字和烧字上的问题。有的是排版上的问题，有的是墨料、纸张和印刷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此之多，使得《维经》文字不整，墨色不匀，版面粗疏，印刷不精，这或许正是早期泥活字在制泥造字、排版印刷等方面不够成熟、不够完备、不够规范的反映。《维经》是早期泥活字版的样本，它所体现的正是早期印本的特点。在当前尚无宋元汉文活字印本的情况下，就显特别珍贵。它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早期泥活字版印本和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要意义。 六、《维经》的学术价值 西夏文佛经《维经》的研究，涉及西夏学、佛学、文献学、图书史、考古学、古纸研究、版本学、印刷史等诸多学科，对每一学科的研究，无疑都有其相应的价值。这里仅从版本学、印刷史的角度，谈谈它的学术价值。 1.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版印本实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我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在雕版方面，诸如敦煌的唐《金刚经》，应县的辽《契丹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