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hagan bayley提出纳米孔概念。
200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鼓励研究1000美元测序，许多竞标方案都涉及驱动单链dna穿过小孔——纳米孔已经深入人心。
2005年，hagan bayley牵头成立牛津纳米孔公司(oxford nanopore)。
成立至今，牛纳获得投资7轮共计投资1.45亿英镑，约15.2亿人民币;包括竞争对手illumina的1800万美元(这个已经不欢而散了可惜)。目前，牛纳员工超过150人。总部设在英国牛津，在英国剑桥、纽约、波士顿有员工分布。
2006年6月，ip group种子投资776万英镑，2007年3月，第二轮种子投资1000万英镑。2009年1月，illumina有附加合作协议的投资1800万美元，以及其他投资者210万英镑。2010年2月，牛纳得到英国和美国原投资方和新投资方共计1740万英镑，2011年4月又获得2500万英镑。2012年4月，原投资方追加投资3140万英镑。2013年10月，从原投资方和新投资方获得4000万英镑。
2012年2月，牛纳终于公开了大家翘首以盼的minion和gridio。目前，minion试用计划已经启动。
它的技术很可能横扫当前测序格局，说是一夜变天也绝不为过。牛纳的一举一动世所关注，绝不仅于基因组学圈子，连经济学人都早早报道。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牛纳也有着里程碑的地位——基础研究的突破，从来没有像这样快速直接地转化成了生产力。
哈根贝利(hagan bayley)，牛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牛纳创始人。但他的履历上，密密麻麻的学术经历，并没有企业经验。创立牛纳的起意和过程都非常有意思：
70年代，贝利追随导师，从牛津来到哈佛，从事膜蛋白研究。隔壁实验室做抗体和酶的，做了不少生物技术应用，成果颇丰。贝利想，我们的膜蛋白研究是的，当然也应该做点事情——从此基础研究和应用探索两手抓。在美国，贝利团队申请了一系列，虽然只是“可能有用”。
2003年，贝利回到牛津。他发现创业环境似乎很不错。ip集团，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高科技创投，与牛津创业者有深入合作的经验。很快初创团队核心建立起来：
ip集团的spike wilcocks：ip集团生命科学部，对于技术商业化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经验。
日常运营者gordon sanghera：15年生物传感器研发经验，此前在雅培担任研发总监和工艺总监。
担当顾问的graham richards：他在学术上成就，同时还是牛津分子诊断公司(oxford molecular)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估值峰值为4.5亿英镑，最终以7000万英镑出售。他还帮助建立了牛津技术转化平台，为大学带来千万英镑收入。
很快，2005年，牛纳成立。
成立之后的牛纳并没有耗费贝利教授太多精力。公司初期，他每周去一天，大约20%的时间，之后虽然公司规模日增长，贝利教授去的反而更少。他说：“公司自己运行的很好。我呢，更愿意做基础研究，也许做着做着又会有成立下一个公司的机会。”
牛纳贯彻的典型欧美科技创业范式。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中国创业者和投资方关注：
1. 贝利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创立公司，而是一回到英国就开始行动?
2. 技术提供者创业后便脱身，继续下一代技术研究，资本方持何种态度?这一点上，欧美和国内投资界态度颇有不同。
从初创团队的履历中，也许你会得到些启示?
回到中国，我们的实验室无论是条件还是技术，和国际水平的差距都远远小于产业环境的鸿沟。我们有活力四射的珠三角(比如去年nature biotechnology报道的中国生物制药产业集群)，蓬勃的江浙企业家和传说中的山西煤老板，还有随时过山车般窜一窜的a股股市。或许中国不差钱，只是需要时间来等待技术的孵化。
等待吗?
孵化是一个主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