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生意难做，本来就是硬撑着，一笔坏账就能要了一个企业的命，谁能不急。”38 岁的陈高峰坐在宽大的木桌后，四方周正的办公室将他的身形挤压得格外渺小，他是深圳炬威电子的 ceo，生产配套给手机的数据线和耳机，是珠三角千万名手机供应商的一员。
他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在老家江西九江，有 1200 名工人。一家在深圳，大约有 800 人。去年，为了节约成本，陈高峰把深圳宝安的厂房转移到了惠州的仲恺高新区，两个小时车程，但“房租至少节约了 40%，人工节约了 20%”，他掰着指头一笔一笔算给我听，然后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烟。但必须在珠三角保留一个窗口，方便订货，也方便资讯交流。
南靠深圳的仲恺是新辟出的开发区，类似上海的松江。厂房和村落农舍比邻而处，成片的空地围住了一个个“施工现场”，大货车跑得尘土飞扬，道路两旁还来不及栽种树木。我们到达的那个中午，这儿更是空旷，因为几乎看不到工人。
炬威所在的陈江街道科技园，是一栋 3 层的办公楼，但内部按照标准的车间设计，挑高、无隔断。大约 4 个篮球场大的密闭空间里，穿着各异的年轻工人正在麻利地做着绕线、分线、组装屏蔽壳等工序。橘黄的成品数据线和耳机堆积如山，等待包装和运送。这个有序的链条本身即是珠三角庞大手机供应链的其中一个环节，它承接了世界上 70% 的手机生产量。机器的轰鸣声和窗外农田的寂静强烈对比。满员 800 人的厂房，只有 500 人不到的样子，衬得地势格外宽敞。
在仲恺，类似规模的企业大概有上千家，绝大多数都是跟手机配件有关。在珠三角，除了东莞和深圳，手机零部件商主要集中在惠州，围绕 tcl 等全球性的终端大厂商布局。
因为乐视事件的发酵，我请一位在手机行业近十年的销售经理，帮忙联络一下采访对象。
“你要很惨的那种啊，找不到了，都跑路了，要么自杀了。”他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那没跑路的呢？”我不甘心。
“那就都差不多——半死不活、艰难生存，”他答。
然后我见到了陈高峰，随和，又有点不知所措。
采访正是年底，制造业最难过的关。陈高峰正有一笔未到回款期的账，也和乐视相关联。虽然是和酷派直接的交易，但早些时候，乐视完成了对酷派的收购，“总是有些担心”，他一皱眉，露出三道深刻的抬头纹，显得尤为老成。去年早间已经有一次“失算”。一笔大单：一百多万货款，内部一百多万的货，加起来两三百万的账目，成了呆滞货款。对方欠款一两个亿，注册资金只有3000万，随时宣布破产。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赔偿”，陈高峰只能接受以资抵债，货物就存在仓库里，还不知如何出手。
“不是没评估过风险。谁会想到诸如乐视这样的公司会倒掉呢？”他突然提高了音量，而且利润越来越薄，必须靠量来坚守。
在 30 岁的时候，这个沉稳的年轻人曾经做到一年上千万的利润。而现在“利润低到几乎没有利润”，他回答，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所幸，他几年前就在深圳南山区买了房，而不是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工厂里。我被“科普”：制造业的人即使大赚一笔，也不会挥金如土，而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滚动投入生产。在这一刻，陈高峰难得地舒眉一笑，那个广为流传的“深圳卖房创业”的段子，在场的人彼此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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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确是上一个十年的深圳财富神话。2004 年，当陈高峰创业时，这个行业正在迎接它的黄金年代。
他在一家台湾公司做集成电路的销售，25 岁，月薪拿到 10k。在深圳，从销售到老板，是惯有路径。有了下家，自然而然希望盘家厂做供货，里面多少利润是直接能够计算的。生产门槛都不高。什么产品，拆开了看看，十有八九都能 copy。
牌局、饭局，都是些上下游的朋友。做抽线的朋友以 15% 股份的许诺，邀约他加盟，陈高峰有些犹豫，1999 年的时候，他把第一桶金投入到bp机的生意上，这个夕阳生意没支撑多久就一败涂地。如果出来再失败，“就要丧失自信心了”。
但创业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只需要一个小的节点来触发。一日，他下班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名年轻的女子开了一辆奔驰。“我什么时候能开上奔驰，住自己的房子？”他想，靠打工肯定不行。第二天，他一冲动就交了辞职报告，不给老板挽留的机会。正式离职是 10 月 28 日，他还记得，阳光特别好。
2004 年，是诺基亚仍然称霸的年代。国内手机品牌刚刚起步，山寨机横行天下，华强北正在成为全球手机的集散地。整个深圳都在拥抱制造业，与手机相关的工厂每日都在成立。
陈高峰加盟的这家工厂很小，起初就十来个工人，成品做 usb 数据线，计划给 mp3 的工厂供货。但同样的东西，买 mp3 厂家才 1.4 元，卖给山寨机就能到3元。第二年，工厂扩容到 60 个人，一个月做五六十万的订单，利润竟然有二十多万。
眼看着手机这么好赚，团队立马着手搭建自己的山寨品牌——方案设计、开模、寻找组装工厂，到了 2006 年 3 月，产品成型了，4 月就开始出货。卖是绝对不愁的，拿到华强北，秒进秒出，一台功能机，毛利能有 120 元。难的是出货量，组装工厂忙到根本就不愿意接单，得运筹关系。且谁家的产品什么时候上线都有详细的时间表。各家的人就蹲守在工厂，产品一下线，立马打包带走。就这样，一天最多只能出 1000 台手机，但利润就是 10 万。
这年端午节，尝到甜头的大股东提出分家，自己带走手机的生意，通过股份置换，把数据线工厂让给陈高峰。就这样，他就从一个小股东变成了深圳数十万工厂主的一员。随后五年，中国手机制造连续的超高速复合增长让供应链末端的陈高峰几乎不愁销售，逐渐把工厂扩展到 2000 人左右。
他没有开上奔驰，买的是奥迪 a8。而 2008 年，山寨机市场全线崩溃，倒是像 1999 年的 bp 机了。
陈高峰有时很纳闷，他接了很多单，不得不招募了很多人，可赚得却越来越少。
有一个业界的段子是这么评价手机配件商的：“你以为你拿到了富士康的采购代码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很可能就是开着奥迪进去，开着比亚迪回来”。这是一个市场做烂的微利行业，公司只要管控不到位就很容易死掉。而大部分的老板，都是销售，而不是管理出身。
2008 年，陈高峰遇到一个小的低谷。那一年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出口。和其他人一样，他急忙调整了策略：一是跟山寨机做切割；二是把市场放眼国内，“出口转内销”，挤入了几家大型终端厂商的供应链，转危为安。
但 2015 年，手机发展成为一种多数人拥有的商品后，再也没有退路了。竞争刺刀见红，多如牛毛的同类供应商，“多到你根本不知道竞争对手是谁”。行业利润向少数品牌集中，国产厂商里只有华为和 vivo 还在增长。几年前，当谈起中国智能手机行业的时候，人们经常会使用“中华小酷联”这样一个简称。中兴、华为、小米、酷派和联想是出货量最大的五大品牌，如今只有华为还配得上这个称号。赚不到钱的厂商，基本都会向下游供应链转移压力，延长账期、拒收、压价……
也就是这一年，破产、跑路、拖欠工资的消息像雾霾一样笼罩在珠三角。东莞手机代工厂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的自杀、中兴、华为的一级供应商—正在筹备 ipo 的深圳福昌宣布倒闭……每一个月，“手机产业死亡名单”都在增加新的名字。
人力成本更是显性的。2006 年，一个工人的底薪是 550 元。如今早已增加到 2030 元。但还是招不到人。深圳从 2008 年就进入用工荒。惠州也不好招，招工首先要满足三星、tcl 等几个大公司的需求，工人也是有选择性的。
在老家江西九江设厂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成本和招工的问题。2010 年回江西时，那儿的规定底薪是 660 元，表面上看起来比深圳低 30%。但这个价位其实是不可能招到人的，至少也得出到 1000 元。春节后的下乡招工是每一家厂的头等大事。招工团队几乎是 365 天运转，招不满人是常态，偶尔需要劳动派遣来解决需求。
饭局上，老板们个个愁容满面，尽管已经是在辛苦经营了，还是得强装镇定，不愿意向生意上的朋友袒露真实情况。“说实话，大家都是靠意志在支撑吧”，陈高峰的语速越来越慢。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订单、资金、产品，方方面面都要操心，“在现在的环境下，抗压能力差的，内心早就被击溃了，”他抿一口茶。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洗牌的时候，如果今年市场里有 10 家厂，那么明年只会集中在5家。
因为数据线的毛利越来越低，从 2011 年，陈高峰开始增加了单价稍高的蓝牙耳机这个品类。去年还开发出一台音箱，不再作为手机配件，而是作为独立产品在渠道上出售。
“现在找一个冷门的行业，太难找了，所以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升级产品”，他拿起颜色亮丽的蓝牙耳机，细致介绍它的工业设计。它是陈高峰的希望，今年年初，他还带着这款产品去美国参加了 ces 展。“但千千万万的厂家都在走升级这条路”，转头又是不经意的失落。
看谁熬得过寒冬吧！
撰文：严又绿 摄影：徐晓林
编辑：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