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情况出发，尤其与其后的宋代对比，唐代城市的落后以及工商业的不成熟经常受到指责。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以长安为代表的唐代城市文化又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象。城市文化与城市的封闭性以及落后性难道是没有关系的吗？
为了了解城市的工商业的状况，我们再稍微看一看作为同业行会的“行”的情况。在文献中可以确认的长安的“行”，主要葙肉行、药行、绢行、笔行、秤行、铁行等。此外，还可以见到诸如米肆、面肆、饼肆、金银肆、珠玉肆、乐器肆等商店的名字。
可以推测在这些商店的周围也一定有“行”的存在。而在这些众多的商店和行的背后，又活跃着与商品的生产制造相关联的：专业工匠以及工人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工匠是在官营的作坊内工作，制造朝廷（皇帝）的御用物品，诸如从酱油醋等食品到金银器的装饰品，从宫廷的仪礼用品到盔甲武器等各种品。而此外在民间的作坊甚至个人的家里工作的工匠及工人石不胜数。
臂如，唐代后半期的会昌三年（843)六月，当时正好安的日本僧人圆仁曾留下一段记录，记载了东市西半部的“十二行四千余家”被大火所烧的情况。如果按照这一记载的话，一“行”平均近四百户。然而，我们很难设想一“行”能有如此众多的商店，所以很可能其中也包含了各行相关工匠的家。长安城内当然不止十二行，由此可以推知民间的工匠人数一定相当可观。
“行”的大现当在玄宗时期前后。信徒们捐给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上记载的形形色色的“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房山石经上的“行”出现于当时的地方城市幽州(现在的北京)，石经上第一次出现名字的时期是玄宗的天宝初年。在房山石经上面的行名里边，除了在长安见到过的肉行、绢行等以外，还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行名，诸如大绢行、绵行、大米行、屠行、生铁行、幞头行等。
这样一个地方城市居然出现如此活跃的情况，由此推知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的情况，恐怕一定还涌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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