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实际权力不单单由法定权力决定，而更取决于衍生权力。而衍生权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为衡量权力大小增加了难度。好在权力要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权力所有者要通过办事来显示权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办事”这个角度来间接观察一个人的权力大小。
如果同一件事情（比如运作孩子读书、提拔某人、报销工程款），甲官办不下来，而乙官办了下来，那么我们不管甲乙二人的品级、职权，就可以认定乙的实际权力要大于甲。因此：办事是检验权力的唯一标准。
其实在实践中，人们早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了。比如人们去找人办事的时候，都会去找“关键人物”，因为大家都知道找这几个人能够把事情办成。相反，人们不会按照表面的品级或者职权去找相关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代表真实的权力大小。
在一个单位，一把手的权力最大。为了和一把手拉上关系，人们纷纷去找秘书。秘书虽然很不起眼，但公文的往来、人员的接待送行，都先经过他的手。
一个好的秘书需要清楚来往公文的轻重缓急，迅速判断进出客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大小，他得记忆力超群，记住几个月甚至几年间访客和公文的信息，记住领导的日程和性情，记住和单位有关的权力网络。
所以，秘书的实际权力可能比单位的二把手都要大。来办事的人，避免不了与秘书打交道，有时候摆平了秘书就不需要再去单位里活动了。比如河北的李真。
你要判断谁的权力大，就看谁找他办事的人最多。
举个例子，慈禧太后末期，奕劻为总理大臣，掌握朝廷大权。京城内外办事的人，却不去找奕劻，而是去找他的儿子载振。载振虽然只是一个商部尚书，但因为老父亲奕劻年迈无力，依仗载振协助处理政务。
载振在很多事情上架空了老父亲，独揽大权，所以找他办事的人一批批地等着他接见。后来载振的商部尚书被罢免了，可商部大小官员遇到什么时候还是找载振请示汇报，就连继任尚书遇到人事任免也不敢自专。可见在慈禧末期，载振的权力大于朝廷的其他诸公。
综上所述，找对人才能办对事。不要盲目去找那些衣冠鲜亮的人，也不要迷信品级和职权，而要去找那些找的人多、操持实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