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看到的，尚不是真实的世界，更何况那透过别人看到的。”
作为信息与受众的中间商，媒体的可信度在每一个热点事件、每一次业态升级中都面临着质疑。
想要厘清媒体信任问题，堪培拉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助理教授caroline fisher在文章the trouble with ‘trust’ in news media（新闻媒体中的“信任”问题）中指出，在媒体范围内所讨论的“信任”，是一个广泛而难以捉摸的问题，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衡量标准，其概念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信任问题不仅涉及新闻信息本身的真假偏正，还包含新闻媒体和新闻来源的影响。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聚焦错综复杂的媒体信任迷局，基于奈特基金会最新研究，探究当人们不相信时，他们不相信的是什么？又有哪些方式，还能成为重建信任的曙光？
信任度排名倒数
媒体信任危机未见好转
根据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发布的传媒洞察计划（media insight project）研究显示，35%的受访者对新闻机构持消极态度。而根据盖洛普（gallup）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从1976年的72%下降至2016年的32%，情况在2017年仍然没有好转。
与此同时，公众不仅不相信新闻媒体，他们也不相信记者。由福布斯（forbes）发布的2018年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将图书馆员、军事人员、小学教师和医生的可信度，排在媒体工作者之前。而澳大利亚人对护士，医生，教师，法官和科学家的信任远远超过他们对新闻工作者的信任。
由于假新闻成灾，记者在可信度上表现较差，通常与保险销售人员、房地产经纪人、二手车经销商以及其他通常被认为可信度较低的职业相近。
信任挑战还随着年龄而复杂化。经历过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媒体接触更多的18-49岁的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程度较低，其中大多数认为新闻相当不准确，而大多数50岁以上的美国人则对新闻的可信度有更为积极的态度，但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对媒体具有高度信任的人也不超过半数。
受众/记者/技术
媒体信任危机的多重成因
当人们不相信时，他们不相信的是什么？
受困于媒体信任度堪忧的现状，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长期致力于研究问题背后的原因。根据其研究结果显示，媒体的信任危机可以从以下九个方面寻找原因：
受众对与自身矛盾信息的消极反应
道德及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peter wehner指出，人类在生物学上就会本能地积极回应与自身信念相符的信息，而在接触其他矛盾信息时产生消极反应。此外他还指出，个人信念通常与个人身份紧密相关，要改变自己的信念往往意味着要面对被群体排斥的风险。
受众认知难以改变
人们倾向于坚持对他们有利的意见，但如果纠正他们观点的声音来自于他们认为会促成反对意见的来源，他们也更可能相信纠正。但是，仅提供简单的校正很少有效。而且，即使当人们接受了观念上的纠正，也有研究表明，过去错误的信念仍然具有回声效应，会继续影响人们的态度。
受众以个人喜好作为接受信息的标准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媒体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deen freelon指出，人们对待信息的分类不应该只遵从个人喜好，也不能刻板地认为大众观点即为乌合之众的意见，而不在大众认知范围内的都是好的信息。就此，他提出了三重维度对信息进行衡量，包括与现有认知的契合程度、信息的真实度以及合理性，即合乎普世价值的程度。
freelon指出，理想状态下，媒体应该保证真实度和合理性，即图中四个蓝色格子都需要得到保留。出于同样的原因，表中四个白色格子涉及的内容应该被剔除。在这一标准下，不管信息是否合意，受众都应对信息有所了解，即使某些信息可能是个人不同意的。
记者们对个人品牌的过度追求
道德及公共政策中心副主席、national affairs杂志编辑yuval levin指出，媒体信任度的逐年下降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正在将记者推向前台，记者们因此需要专注于个人品牌的打造。
levin指出，“这使得个人工作与机构工作很难区分开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将新闻机构变成了记者以个人身份展示自我的平台。当记者的工作变成抓住扩音器以吸引更多受众，他们于是变得难以信任，况且，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在寻求信任。”
复杂信息的传递有待技术加持
通过分解注意力和消除信任障碍的方式巧妙地传达复杂信息，是面对政治不稳定时期的最重要挑战。当要进行深度、复杂信息的传递时，并不可能存在一种万能模板。“
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人们没有时间或动力来关注所有问题的深度信息，那么我们可以鼓励使用来自可信来源的认可或其他线索。 如果我们试图增加参与度，鼓励公民加入群体并一起处理信息是最有帮助的，但如果我们想鼓励移情或慎重考虑，我们需要更加全面的信息来表达对他人的同情。 有时，人们通过个人经验学习的成果最好，或者从自己信任的组织获取面向问题的信息。”
算法导致信息真假混杂
由于人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平台获取信息，实际上便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不透明的算法的束缚。社交平台的算法搭建出发点是广告费用的最大化。由于人们倾向于分享引起强烈情绪的信息并且习惯于印证自己的观点，“内容病毒式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呈指数级增长，无论其中包含的信息是否属实。”
突发新闻缺乏背景支撑
过去认为，美国人对事情缺乏了解是因为他们懒得去了解。但是，缺乏动力并不是全部原因。新闻报道中的突发新闻常常缺乏背景支撑，没有对特定议题的基本事实阐述，这些新闻上到联邦预算，下到气候变化。实验表明，如果在新闻报道中提供有关深度内容的背景信息，人们会对深度议题有更开放的心态。
政治学教授emily thorson进行了一个实验，她提供了两个有关联邦预算的新闻版本，一个在文中提供背景信息，另一个没有。她发现，阅读带有背景信息的版本的人在被问及报告的预算信息时，提供的答案比另一组实验对象更为更准确。
政治参与度高的受众容易感受“回声室”效应
虽然人们都意识到自己对媒体的接触是根据个人选择的，但很多人只是在选择娱乐信息而不是新闻或政治信息。而“极端选择性的媒体消费在政治活跃、知识渊博、参与度高的这一类群体中更为常见。这一群体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占据着更高的活跃比例。”
政治派别的影响
“非真实信息不是什么新概念了，”哈佛大学教授danielle allen 与哈佛大学博士生justin pottle 在文章中写道，“我们的问题不是真相与虚假的交织，也不是宣传和以事实为基础的政策之间的混淆。相反，是极与极的分化，也就是麦迪逊所说的‘派系’。”意识形态隔离正在社交平台上愈演愈烈，认知差别助长了虚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的传播。
此外，根据盖洛浦（gallup）的调查显示，不同党派的美国公民对新闻的信任度明显不同，其中以共和党人为最低。
老牌媒体/社交巨头/政府机构
重拾媒体信任，进行时
记者的个人私心、受众的固执己见与技术的商业先行一起，交织成了复杂的媒体信任环境。要提升信任度，恐怕早已不是媒体机构“清者自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成为了从受众，到记者，甚至政府机构，都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加强记者个人品牌检验
面对记者们争相树立个人品牌的热潮，埃隆·马斯克认为，新闻业需要“修正”。由于媒体关于他的汽车公司特斯拉的负面报道，这位科技巨头被激怒，提议建立媒体评级系统，以便公众对独立记者和新闻网站的可信度进行投票。
彭博专栏作家leonid bershidsky认为马斯克的提议有其价值。他写道，“任何发展良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都依赖于算法来处理不断产生的数据。我可以想象，需要媒体报道的大型活动主办方通过pravda评级系统来否定那些信用度较低的记者和博主。面对海量信息，那些时间宝贵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只阅读经过整合的、信用度高的记者和媒体的报道。”
《马斯克欲推记者版“大众点评”缓解媒体失信，但貌似过时了？》
由新闻记者sally lehrman牵头的trust project 中，除了更多地提供媒体机构相关信息之外，lehrman和其他透明度倡导者还在推动曝光记者的专业素养，比如他们的人口信息，报道主题的经验，之前赢得的奖项以及工作语言，这些对那些报道少数群体或难民的记者来说尤其重要。
新闻媒体还可以考虑在发表的文章中添加作者的个人陈述，尤其是那些具有争议性质，政治色彩的报道，并开放聆听批评的声音。伊丽莎白认为：“这将敦促记者思考，为什么我要采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重要？”
举例来说，在农业报纸上发表的关于使用有毒肥料的文章，可能会让记者面临对农业产业存在偏见的指责。“你需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你要报道这件事，我们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水体含有过多的营养物质。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觉得这是‘自由派民主主义者试图拖垮经济’。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严肃话题。”
《群谣时代如何重建读者信任：尼曼最新“透明度”研究给出系统解决方案》
老牌媒体：提升受众媒介素养
而对于受众只接触与自身观念相符的报道，导致一些错误观念难以改变的问题，一些媒体开始从受众媒介素养入手。bbc就刚刚启动了一个计划，旨在学校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实际上相比于这种教给人们该读什么怎么读等技能，新闻机构更应该在“新闻透明度”方面下工夫。
比如告知读者“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报道这则新闻采取何种方式”、“这就是报道这则新闻的原因”等，这种举措更可以帮助读者提升思考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行对新闻事实做出判断。
华盛顿邮报同样在该领域进行尝试，他们在每个新闻报道的末尾提供关于作者专业知识或相关经验的简短描述，这有利于读者将阅读内容与作者信息相结合，以帮助他们对新闻可信度做出自己的判断。
《出活是要紧事！事实核查新街景：技术魅影&泛滥的解决方案》
社交平台：拆分新闻与社交
而对于技术力量强大，算法带来信息真假难辨的社交平台来讲，各家社交巨头也在反思自身的媒体环境。facebook主动出击，拆分好友信息和新闻；snapchat（阅后即焚）改版设计，单独设置好友信息和媒体栏目；instagram测试独立聊天应用direct，提供一对一私密对话平台。
从facebook到instagram，再到snapchat，各大社交平台都在积极试验将社交网络与媒体分离开来，让用户与朋友们交流、寻找自己的兴趣内容，减少假新闻的传播途径和受众人群。
《受困假新闻，社交巨头齐发力：拆分新闻和好友信息是好出路吗》
而对于在平台上发布的新闻，为了平台以及内容生产者的健康发展，加强内容甄别已经成为多个平台关注的重中之重。对此youtube采取“人海”战术，将其审核团队增加25％，共10000多名员工来对用户发布内容进行审核。
reddit的/ r / worldnews社区鼓励用户对潜在的假新闻和耸人听闻的报道进行事实核查，这样不仅能够聚集力量应对假新闻的挑战，也让平台与用户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评论激增、参与度提高更增添了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认同。
《平台如何管理内容源？这有一份完整版社交巨头入驻/激励/分发方法论 》
政府机构：立法、行政双管齐下
在媒体积极对抗假新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立法者已经意识到，政府也需要从立法和审查制度层面加强对信息的监管和审核。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选举期间大规模爆发假新闻的国家来说，借助公权力捍卫民主已经迫在眉睫。其中，诉诸司法和行政手段是最常见的两种做法。
爱尔兰国会在去年12月正式将借助自动化技术伪造帐户、散布虚假政治信息的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根据规定，同时操纵25个及以上的虚假帐户将面临五年以下的监禁和最高1万欧元的罚款；考虑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社交媒体受到了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假新闻干扰，美国联邦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对与政治利益相关的假新闻进行治理。去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正式将facebook和google等互联网平台纳入了现行的电视广播广告管理体系。
《国外新闻打假最新案例：政府/企业/学界正面刚，却发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事实核查：为受众选择保驾护航
与过去事实核查专注于新闻内容审核不同，如今审查的焦点已经向受众的个人领域转移。由mit媒体实验室于2011年开发的事实核查工具“真相护目镜”已经发展至2.0版本。正如设计者schultz比喻的那样：“事实核查工具就像你的酒友一样，即使你们的政治信仰背道而驰，但是他依然可以给予你善意且温和的建议——即使真相并不是读者所乐见的，事实核查工具依然会如实相告。”
schultz表示，他希望“真相护目镜2.0”承担起类似“隐形眼镜”一样的责任。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抓取，当假新闻与读者的自身认知或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