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对产出增长率的冲击反应幅度明显高于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冲击反应幅度,表明政府主要是根据经济周期来改变利率政策操作对产出的调整力度，在“高增长、高通货膨胀”时，利率的总体反应仍会较弱，在“低增长、低通货膨胀”时，利率的总体反应仍会较强，而出现“低增长、高通货膨胀”的情况时，利率仍会下降以保增长。如2011年，经济在冲击过后初显回暖迹象，虽然出现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但为经济增长托底仍是首要任务，所以，利率变量就“屏蔽”掉了部分价格信息，并未出现大幅变动。但相对而言，在产出扩张阶段，名义利率对产出的关注度有所减弱，其调整重心则会向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倾斜，而在经济紧缩期时，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关注度有所减弱，其调整重心则会向产出倾斜。“新常态”时期有所不同，虽然全年内中央银行共5次降准、降息，9次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但政府更多地是有针对性地采取金融支持等正向激励措施，如采取了对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定向放水的政策，即现阶段政府的调控主要是以结构型利率工具进行预调和微调。
因为事实上，宏观经济变量低转高的速度过快并非利好，反而可能会使经济剧烈震荡，从而暴露金融脆弱性，最终会加大恶性通货膨胀风险。所以，尽管我国价格机制仍保留着一定的向下调整空间，也不会轻易进入“零利率”区间。
2014年至今，名义利率的峰谷落差为2.49%，低于其他经济收缩阶段，表明利率波动趋于微波化，利率调控规则的稳健性和平滑性有所提升，说明政府更注重以一种缓和、渐进的方式来熨平产出和通货膨胀缺口，而非通过快速拉高物价来提振实体经济。因为事实上，宏观经济变量低转高的速度过快并非利好，反而可能会使经济剧烈震荡，从而暴露金融脆弱性，最终会加剧恶性通货膨胀风险。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增长率的时变反应函数分析
接下来，就通货膨胀缺口冲击“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情况进行分析。m2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冲击反应为正负交替，且幅度很弱，绝对值均小于0.05%，但仍可以从函数的冲击反应方向和幅度的差异来研究m2的时变反应特征。观察发现，冲击反应函数在1999年、2002年、2009年、2012年和2014年后均出现了凸，与通货膨胀缺口为负的时点基本重叠。如1998年，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货币当局通过总量调控方式进行反周期扩张，一度将m2增速调高至30%。这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反应规律不同，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反应也存在非对称性，但是其对通货紧缩相对敏感。事实上，产出增速下滑的大多数时间里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而利率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又要让步于其对产出增长率的反应，所以，m2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类似于利率对产出增长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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