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现实中假如采购了一批商品，没有取得发票，但后来全卖了。缴纳增值税时，这批商品的进项税金税务上承不承认？缴纳企业所得税时，这批商品的成本税务上承不承认？从这个业务来看，“采购了一批商品”就是业务的“实质”，而“发票”则是一个“形式”，纳税时，以哪个为准呢？
先看增值税。《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时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金，必须是发票上注明的进项税金，说明在这一点上，税法只认“发票”，只认形式。所以增值税此时只以形式为准，不管业务实质。由于没有取得发票，必须全额按17%缴纳增值税，进项税金不论当初采购是否支付，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不能抵扣。
再看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文件，都没有对“发票”提出过要求（唯一例外的是房地产行业），由于对形式没有规定，所以一律“实质重于形式”。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在计算时可以扣除其成本。以上就是对实质与形式的把握原则：税法如果规定了以形式为准，则以形式为准，否则以实质为准。一家房地产企业打出广告，同时也与客户这样签合同：“买房送一辆轿车。”既然是送轿车，国税局就要求所赠汽车按“视同销售”交增值税。税法规定，赠送要视同销售交增值税。正不正确？
分析一下，广告与合同都是业务的“法律形式”，但实质上，企业不可能平白无故送轿车，轿车的价钱肯定已经包含在房价之中，所以业务实质是“卖房兼卖汽车”，不是送汽车。所以应该按实质纳税，把车价从房价中抠出来，多了个车价同时也降低了房价，车和房分别交税。而房价的税负显著高于车价，所以可以大大降低税负。
比如张三先生是集团公司的干部，被派往外地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张三先生与集团签订有劳动合同，社保关系、组织关系也都在集团公司未变动。那么，张三先生算集团公司的员工还是算子公司的员工？他的工资应该计在集团公司还是子公司？张三先生具体为哪家公司工作？这是“实质”，而他的劳动合同、社保关系、组织关系则是“法律形式”，会计在处理与纳税时，都以实质为准。所以，张三先生是子公司的员工，他的工资应该记在子公司的账上。
税法的条款中，很难找到明确规定“实质重于形式”，这让一些税务人员不承认“实质重于形式”——很多其实是在对征税有利时，认为应该实质重于形式，而对于征税不利时，就要求按形式纳税，包括按发票纳税。双重标准显然是错误的。
纳税与征税，是一个履行法律义务和执行法律的问题，此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税务总局制定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税务稽查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税务检查后，不认可事实而只认形式做出的决定，纳税人都可以用这一条进行申辩。知道了实质与形式的关系后，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实质如何来把握，即什么才算是实质。
一家公司欠别人500万元，四年来一直挂在账上没有还。某位税务检查人员发现后，认为这500万元属于无法支付的应付款，也就是说不用再支付了，要求确认为收入，征12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公司当然不愿意就这样缴税。与税务人员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这500万元是否属于“无法支付”的应付款。
无法支付的应付款，相当于债权人给予的豁免，白得了这笔钱，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的确应征企业所得税。但无法支付的应付款，这个事实该如何来认定呢？在现实中税务机关有一种征管习惯，就是三年或者四年以上长期挂账不还，就属于“无法支付的应付款”。这一征管习惯就是上述那位税务人员要求的来源，我曾听见一些税务人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这规定，挂账三年以上的应付未付款，就要转收入。”
但这种按形式征税的习惯，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以，该不该转收入，还得判断“事实”和“实质”，也就是说，这笔款项是否真的“无法支付”。这就需要证据。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税务检查人员如果认定此款无法支付，就要由他们提供“无法支付”的证据，比如债权人已经申明放弃债权、债权人已经死亡或注销、按合同规定债务已被取消等。有证据才能证明，才能算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税务人员并不能要求纳税人提供“还需要支付”的证据，虽然现实中这种要求大行其道，因为税务检查中，举证的责任在检查一方。但是，如果纳税人的确能够提供“还需要支付”的证据，包括依然在与对方对账，对方有催款，公司决定要偿还且能够找到对方等，也有利于证明还需要支付的事实，减少与税务机关的争议。
很大程度上讲，办税务就是办证据。税务人员虽然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能对事实进行裁量和核定，事实只能通过证据来判断。税企争议中，证据是非常重要的手段。经营者必须要具备“证据意识”和“事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