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疫苗发展史上，曾经有一位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尊敬的人，他曾经把一项很重要的疫苗技术“免费”转让给中国，这项技术即基因重组乙肝疫苗技术，它曾经拯救了无数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个人的名字叫罗伊·瓦杰洛斯，美国制药巨头——默克公司的前总裁。
罗伊·瓦杰洛斯博士
乙肝是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早在1992年，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1.2亿，高达 10% 的新生儿通过母体感染慢性乙型肝炎！
中国乙肝病毒爆发时间发生在1970年-1992年。在1970年之前，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有4000万人，1992年暴增到1.2亿人，22年间增加了8000万人。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段时间中国人口数量增加了3亿（每年至少诞生2000万新生儿）；二是由于当时医疗技术和预防常识十分落后，特别是共用针头、单采血浆等传染现象严重；三是中国虽然也在进行乙肝疫苗技术研究也取得相应成果，但没有批量生产乙肝疫苗的技术能力。
而此时，美国默克公司科研负责人罗伊·瓦杰洛斯率领团队在乙肝疫苗技术上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他于1981年研制出美国的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heptavax-b乙肝疫苗，并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上市。随后，瓦杰洛斯继续与基因（dna）科学家rutter和酵母遗传学家ben hall一起合作开发新型乙肝疫苗，经过五年时间努力，1986年，瓦杰洛斯等几位科学家合作研制出了人类第一支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重组rdna乙肝疫苗，并于当年获fda批准上市。
基因工程疫苗比血源性疫苗价格更低、效果更好，而且更容易实现规模化生产，技术领先于世界。也正是这年（1986年），瓦杰洛斯出任默克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职务。
中国医学病毒学专家、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赵铠（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领导团队研究乙肝疫苗的同时，也紧跟世界疫苗研究的前沿，墨克公司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技术引起他的重视。
由于当时中国乙肝疫苗技术落后，又一时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当时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急剧增加，形式刻不容缓，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是当务之急，于是，赵铠向卫生部推荐了该项技术。
1988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默克公司谈判引进乙肝疫苗技术。经过一年时间的谈判，1989年9月11日，默克公司和中国三家单位——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制品——签署合同，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世界领先的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每年生产4000万剂疫苗，确保中国为所有新生儿接种对付乙肝病毒的疫苗。
根据合同：
和中国三家单位——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制品——签署合同，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世界领先的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每年生产4000万剂疫苗，确保中国为所有新生儿接种对付乙肝病毒的疫苗。
默克公司向中方提供现有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
中国负责购买设备、设施、建造工厂，将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生产重组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足够免疫全部新生儿；
默克公司因此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合同签署后，就是三年半时间的培训和准备工作，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5-1992.3）：19位中方工程师、质量检验专家、生产监督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进行设计、安装、测试、生产培训。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默克公司接受培训
第二阶段（1992.9-1993.8）：墨克工作人员到北京和深圳，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装配设备、试生产、检验产品质量，并取得成功。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默克公司技术人员在一起
据赵铠介绍，北京疫苗生产车间落成后，时任中国卫生部长陈敏章亲自前来参观，当他听了引进这一技术的整个过程后，眼中噙满泪水。是啊，一是为中国疫苗技术落后而流泪，二是为友人帮助感动而流泪。
1993年10月，中国生产出第一批重组乙肝疫苗，以当时中国统计数据——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从1993-2018年间，25年时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了这种疫苗。
根据2015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自我国儿童接种乙型肝炎疫苗以后，病毒性肝炎发病率从1982年的8%-15%降低至2015年的1%以下。足以证明乙肝疫苗接种后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除了产品快速投入市场以外，双方合作还给中国带来高端技术和先进人才，对疫苗行业影响深远。北京生物、深圳康泰后来也因此成为疫苗行业巨头，当时参加默克公司培训的很多工程师后来都成了这两家企业的领导人。
可是，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直到2017年，双方合作20多年后，这件事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公众媒体上。
瓦杰洛斯在2017年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他讲述了20多年前的真实想法：“最初我们希望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即使我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他们也难以承担。在美国，乙肝疫苗需要在半年内分三次注射，费用是100美元，但对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来说，这笔支出相当于他们大半年的收入。因此，我们开始谈判技术转让，价格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将价格一再压低……我很焦虑，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应第一次接种疫苗……最后，我提出以700万美元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因为我知道，我们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默克人员去中国的费用将会大大超过这一数目……几个月后，（中国）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提议。”
瓦杰洛斯对记者表示：“50年后，乙肝将在中国被根除。”
美国默克公司总裁乔治·默克曾在1950年说过这样一段名言：“我们要永远铭记：医药永远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一直牢记这一点，利润就不会不出现。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发明了一种新药就站在一旁，置之度外。我们绝不会止步，直到寻找一种新方法，可把我们最好的发明带到每个需要它的人面前。”
而国内的一些疫苗企业领导人眼中，赚钱比产品质量重要，为了金钱他们可以无视他人生命，可以无耻的生产制造假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跟默克公司和瓦杰洛斯相比，你们难道不觉得汗颜吗？
康泰生物（300601.sz）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接受默克转让疫苗生产技术的企业中的其中一家——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近日更是被卷入“疫苗事故”的风波之中。而一篇“疫苗之王”的网络热帖，更是将这家公司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放在风口浪尖之上。许多网友经过细致调查，发现经过一次次的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这个当初承接了默克公司的善意接受了转让技术的企业，到最后却变成了部分人的金矿，不断从国人的健康中掠取着超额的利润。
20余年前，康泰生物刚成立时，其作用主要是承担乙肝疫苗国产化的重任。
到了2008年，自然人杜伟民(现为康泰生物董事长)进入后，康泰生物的“国有成色”开始逐步褪去。
承担乙肝疫苗国产任务
20余年前的中国，乙肝疫苗非常稀缺。记者获得的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预可行性报告 (项目建议书)》显示，1992年6月，深圳广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广信)拟与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原投资)及香港广信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广信)各出三分之一的资金合作组建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承办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和设备。
深圳广信和香港广信同属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香港广信当时的注册地属于境外，故新组建的康泰生物为合资企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乙肝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美国默克公司研制的重组酵母菌被视为符合我国要求的乙肝疫苗。1988年，经原卫生部批准，由该部统一领导引进美国默克公司的这一乙肝疫苗技术，并在北京、深圳各建一条年产2000万支针剂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线，其中深圳的这条生产线由深圳广信承建，1992年康泰生物的设立就是为了继续完成项目建设。由此来看，康泰生物的发起成立承载着乙肝疫苗国产化的重任。
在技术和设备引进方面，康泰生物的进口对象是美国默克公司。受让的技术主要包括重组酵母种子批、疫苗制造操作细则、疫苗质量控制程序、仪器设备及原材料清单等；引进的主要生产设备包括发酵培养罐、细菌破坏器吸附层析系统、疏水层析系统、凝胶过滤系统、除菌过滤器、超过滤装置和疫苗稀释罐等。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在康泰生物的股权构成方面，上述三家公司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900万元，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差额由合资各方按投资比例筹措转贷给康泰生物。
此后，康泰生物的股权发生了多次变动。
1993年2月27日，康泰生物首次出现股权变动。
据记者获得的康泰生物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当时，深圳广信将其持有的康泰生物18.33%股权作价715万元转让给国原投资，香港广信亦出让8.33%给国原投资。转让后，深圳广信和香港广信分别持有康泰生物15%和25%的股权，国原投资的持股比例达到60%，一跃成为康泰生物的第一大股东。此次转让的股权价值按三方认缴的出资原值(即各1300万元)进行核算。
到了1994年，国务院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身为当时6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之一的国原投资被并入国开行。到1995年，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立，当时该公司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承担原由6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经营、又难以转移到其他单位经营的合资或参股项目，康泰生物正是这种性质的合资项目。
在此背景下，1996年9月5日，康泰生物董事会决定，由于股东国原投资已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投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兴业)承接国原投资所持的康泰生物60%股权。
记者调查了解到，到2001年10月23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发文批复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司(1999年3月12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批准国投兴业更名为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药业)以1.48亿元的总价受让深圳广信和香港广信分别持有康泰生物15%和25%的股权，但为了保证康泰生物的合资企业属性，香港广信指定境外公司香港立新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立新)接盘其持有的康泰生物25%股权。
该批文明确表示，国投药业要负责与清算组妥善解决老股东(即深圳广信和香港广信)的历史遗留问题，立即着手对康泰生物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争取上市。
与此同时，康泰生物董事长由原国家医药局安全监管司副司长、国投药业总经理周益成出任。
通过股改谋求上市
为了响应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关于改制上市的意见，到了2002年，康泰生物迅速在股份制改造上实现突破。
记者调查获悉，康泰生物股改的第一步发生在国投药业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之间。2002年7月5日，国投药业将其持有的康泰生物51%股权无偿转让给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02年7月9日，香港立新将其持有的全部康泰生物25%股权，以9600万元转让给上海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华瑞)。上海华瑞为上市公司上实医药(600607，sh)的子公司。
同年9月24日，上海华瑞和交大昂立(600530，sh)分别以1152万元和1920万元的代价受让国投药业所持的康泰生物3%和5%的股权；3日后，国投药业将其持有的11%康泰生物股权以4224万元的价格卖给北京高新技术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高新创投)；此后国投药业将其所持有的最后的康泰生物5%的股权转让给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湘投)。
至此，康泰生物股改宣告结束。其发行了普通股1.75亿股，其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拥有8925万股，占总股本的51%，其他股东则是持股28%的上海华瑞、持股11%的北京高新创投，以及各持股5%的湖南湘投和交大昂立。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底，康泰生物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共计2500万元转增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也因此由原先的1.5亿元增至1.75亿元。根据相关验资报告，当时康泰生物的净资产为1.75亿元，按照每股1元来计算，康泰生物的总股本为1.75亿股。
到2005年9月，康泰生物正式向深圳监管局递交上市辅导验收材料并通过审查，完成上市辅导工作，但公司最终仍未上市。
杜伟民进场
2008年8月，杜伟民“出场”。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一份2008年6月3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总裁办公会议纪要显示，康泰生物当时由于面临产品单一、设备老化、缺乏独有专利等因素，导致企业出现市场竞争力逐年下降、利润严重下滑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扭转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