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张 面 孔
是一张黝黑而真诚的脸，
他是一位哈萨克族牧民。
2014年我在新疆记者站锻炼时，我与他并肩行走，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风雪中艰难转场，五天六夜、200多公里。他只会说简单的汉语，却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彼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路上除了赶牛赶羊实在太过单调，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很多，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同龄人的彼此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
就在采访即将结束，彼此依依惜别的时候，他突然死死盯住了我手中的采访机，仿佛这是他的救命稻草。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有些胆怯地问我：能不能让他再多说几句话。我打开采访机，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他家的草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强征了，明年自己不知道去哪里放牧。这是我记者生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宽慰他说，回北京帮他想想办法。后来时间久了，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年的四月，我突然收到他发来的微信，连蒙带猜，大意是说不久前他和几个同村的牧民跑到北京了，怕我太忙，就没敢来打搅我。我心里一惊，没敢问他草场的事。我断没想到，他会真的到北京，暗暗盘算他要卖掉多少只羊才买得起往返的火车票，心中顿时涌起无尽的自责与惭愧。多年以后，他那憨厚的笑容和晶莹的目光，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他 叫 巴 哈 。
第 二 张 面 孔
是一位长发披肩、面容精致的女子，
她是一位年轻的创业者。
今年初夏，当我在湖北荆门见到长岗村生猪养殖场与她初次见面时，我很难想象，这位衣着时尚、长发披肩、侃侃而谈的养殖场老板，“猪倌”生涯已经持续整整10个年头了。
十年前，26岁的她在广州与丈夫一起从事外贸生意，彼时“中国制造”正风靡全球，两口子早已财务自由，却因为父亲的一通电话，让她的人生轨迹自此拐了一道弯。
父亲说，国家政策号召农民创办万头猪场，湖北省政策也好，为啥不回家带着乡亲们一起养猪，搞活经济呢？
就这样，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事情的她拿出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建起了东宝区的第一家规模化养猪场。
然而，2007年底的南方暴雪迫使刚动工的养殖厂房被迫停工，从2008年至2009年，猪肉价格长期在低位徘徊，村里无数养殖户纷纷弃养，把小猪直接扔在山上，她赔光了之前的所有积蓄，资金缺口一度高达300万。
时至今日，她已是共青团中央评选出的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回忆起当时经历的一切，仍有劫后余生之感。
她告诉我，自己返乡创业，是为了带动乡亲们增收，只能赚不能赔，她的养殖公司名叫“齐笙”，因为那年正好儿子出生，所以就把小猪当做自己的孩子，和儿子一起养大。
她 叫 吴 渝 婷 。
第 三 张 面 孔
是一个严肃、冷峻
而不失真性情的官员。
他矮小精壮、目光如炬、记忆惊人，接受采访时从不闪烁其词。2016年两会，我跑政协，上前递上名片，向他约采访时间，故作狡黠地套词：我是人大毕业的，是您的师弟。他也会心一笑，不置可否；当有记者围堵他却问不出问题，只好请他谈谈“三农情怀”，他提高了嗓门，大概又怕吓到这位年轻记者，又放松了神情说：“你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是不是太干瘪了？！”当与他谈到农村土地确权与“三块地”改革的进度太过迟缓，农民难以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土地带来的增值收益时，他竟轻声叹息、声音低沉，掏出一块黑色的手帕拭去眼角的泪水。
采访结束，我关掉采访机，不能免俗地与他合影，他恢复了严肃、冷峻的神情，突然正色道：“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很复杂，不能急，要实事求是。也许我看不到了，但你们一定能看到！”
去年夏天，已经66岁的他退休了，在清华、人大、农大多次开课讲座，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正式复校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当年已近30岁的他是班上最大的学生，此前在黑龙江插队下乡整整十年，说他是中国“最懂农村的官员”绝不为过。
他 叫 陈 锡 文 。
“
过去三年里，我到过中国最穷苦的农村，太了解寻找脱贫抓手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采访过身价数亿的农业企业家，他们对农业的执着与热爱令我动容；我在无数场合追问着与“农民增收”最紧要的宏观政策，因为这关乎到国家三农领域的顶层设计。我经常想，守护住农民的钱袋子，便是对听众最好的授之以渔。
倘若在过去的三年里，
《致富青年帮》栏目曾为创富心切的你
带来些许启发，
那便是我最大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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