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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与合作方连续三年发布中国反商业贿赂调研年度报告（中国反商业贿赂蓝皮书），与前两年度报告不同，2016-2017年度，我们将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提升到合规层面，对中国企业合规的整体状况进行调研，并兼顾反商业贿赂这个合规重点。此前，有官方和民间力量也针对合规进行过相关调研，但从深度和全面性来看，都无法达到“蓝皮书”的高度。
本报告全文近十余万字，由于字数较多，我们先将报告综述部分推送给读者分享。报告发布方为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荷兰威科集团、方达律师事务所。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云霞及其合规团队担任报告主笔。
发布方 |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
荷兰威科集团
方达律师事务所
报告主笔 | 尹云霞 方达合规团队
过去一年中，合规是法律界和企业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全球化反腐不断出现天价罚款，国内反腐依旧高压不减。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井喷之势，而为海外执法所付的高昂学费是很多中国领头羊企业的切肤之痛。企业意识到不合规的沉痛代价，建立合规体系成为全球化跨国企业的必须。而在中国企业快速做大做强时，企业里的蛀虫在悄悄侵蚀着企业的肌体，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合规体系是企业现代化科学管理制度的必需。
在国内，一方面，面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央大刀阔斧的反腐势头不减。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习主席指出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我国政府不断在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系统地反腐上开展创新探索，由 “权力反腐”向 “制度反腐”转变。2016年底公布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是我国在反腐顶层制度建设上的重大改革尝试。
另一方面，合规在过去的一年中也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网络安全法》的正式生效，揭开了中国企业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的序幕；反垄断法、证券法、广告法、税法等多个法域的执法加强；这种发展变化体现的是我国政府对“依法行政”的不断追求，通过更完善的立法、更严格有序的执法来管理社会经济。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趋势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外时，中国企业的海外合规同样引人关注。过去的一年，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强势崛起的一年。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大展拳脚，中国资本也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引人注目。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7%，再创新高。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金额更是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跃居世界第一，其中不乏中国化工432亿美元收购先正达这样的“史诗级”并购。在目前的全球并购市场上，中国已经成为一支主导性的力量。
当我们为中国企业感到自豪的同时，也看到中国企业海外合规问题的复杂性。海外陌生的法律环境、截然不同的监管要求、风格迥异的执法方式都让许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水土不服。诸多海外执法案件让中国企业意识到反腐败、反洗钱、出口管制、信息安全合规的重要性。同时，许多企业投资前没有进行合规尽职调查，投后发现目标公司的内控混乱、大量关联交易、资产转移，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走出去”之前做好合规准备工作刻不容缓。
企业如何从整体上防范风险、发现风险、杜绝风险？如何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中国企业如何防范海外合规风险？
2016年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国有企业中正式拉开了合规制度建设的帷幕；中国民企成立反舞弊联盟共同摸索反舞弊合规道路；外企制定中国本地化的合规政策，适应中国本土强势执法的趋势。
围绕这些问题和合规发展趋势，中国法律权威机构法制日报社旗下的“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再次携手中国知名律所方达律师事务所以及国际知名法律数据库威科先行，发起2016-2017年度中国企业合规及反商业贿赂调研。本次调研主要以调查问卷、深入访谈、数据分析等方式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302份。从企业所有制类型(国企、民企、外企)、企业所属行业、以及企业规模三个维度，对海外执法、国内立法及执法变化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企业合规体系建设进行了调研分析。
本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过去一年里，中国及海外的重大合规事件，探讨立法变化和执法趋势对中国企业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对调研结果分析解读，刨析中国企业在国内和海外面临的政府执法风险、以及合规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第三部分介绍如何建立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国企、民企、外企）给出解决方案；第四和第五部分针对合规工作中很多企业的短板，具体介绍了当如何进行有效合法的内部调查以及如何做好合规尽职调查。
中外重大合规事件评述
过去的一年，在中国和海外有许多与中国企业密切相关的立法以及重大执法案件，对中国企业的合规工作有深远影响。本书第一章精选了国内和国际各五起重大合规事件，进行详细评述。
2016年底，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将对打击职务犯罪带来重大变革。
2017年初，《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全文公开，标志着生效实施了20多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步入新时代已为时不远。《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每一条的变化都引人期待。
某轮胎行业巨头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商业贿赂的规定被没收违法所得约人民币1844万元，将上海工商机关密集查处轮胎行业系列案件推向高潮，使得销售奖励制度的合规问题再度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也对我们理解工商机关在商业贿赂中的执法大有裨益。
2016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中国首部全面规范网络安全管理的基础大法在历时两年三审后终于落地。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如何影响社会各方？企业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下将身处何处？《网络安全法》及其配套或相关规定又将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哪些建树？
2016年是中国民企反舞弊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各行业的领军企业纷纷重拳打击内部舞弊和贪腐行为。反舞弊需要科学体系化的管控，企业如何从紧急灭火到事先防火？企业如何有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舞弊？
反腐败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和海外面临的最多的政府执法、远高于其他政府执法。2016年是美国fcpa执法历史性的一年，执法案件数量和和解金额双双创下纪录，更有四个案件跻身fcpa历史十大案件之列。执法中所体现的许多趋势都影响深远，值得跨国公司们认真研究。
除了fcpa之外，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入并推动反腐败的全球化。笔者对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动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帮助中国企业出海时避免海外反腐败法风险。
2017年初，中国某电信设备制造商与美国商务部、司法部、财政部达成协议，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并同意支付合计8.92亿美元罚款。经此一役，从事跨国投资和贸易的中国企业无不格外关注国际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这一法律问题。本文将回顾这一案件，并全面梳理这一方面的国际法律框架。
近年来中资银行频繁遭遇海外监管机构关于反洗钱的监管执法活动，凸显了中国银行业、金融业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不足。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企业需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反洗钱合规水平，应对严厉的国际反洗钱监管。
2016年5月4日，欧盟公布了《一般数据保护法规》，堪称当今全球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最为严格、管辖范围最宽、处罚最严厉的一部法律。这意味着所有在欧盟展开业务的中国企业都应当关注这部法律。而随着多个国家纷纷颁布和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案，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必须认真重视这一方面的合规问题。
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合规挑战和企业合规现状
2016年参与调研的中国企业在境外遭遇的执法绝大多数与反腐败有关，此外经济制裁、反垄断以及税务问题都是在海外经常遭遇的合规执法问题。69%的参与调研企业受境外反腐败法律管辖，而能源环保、医疗健康、金融投资、制造行业则是反腐败执法最为关注的行业。
国内方面，近85%的受访企业都十分关心《网络安全法》，72%的企业则表示要根据《网络安全法》的内容来改善合规体系。而执法方面，商业贿赂仍是受访企业遭受境内执法的最主要的原因。医疗健康行业是执法焦点。2016年遭受境内调查或者处罚的企业中，每三家就有一家是由于反商业贿赂原因受到政府执法。其中，给交易对方输送利益以及第三方对外实施违规行为是企业或员工被进行反商业贿赂调查或处罚的主要原因。超过30%的企业是因为第三方对外实施的违规行为而受到反商业贿赂调查或处罚，加强第三方管控意义重大。
企业遭受境内执法中70%为行政调查，工商局是最主要的执法主体。突击检查是境内执法的常用手段（对于外企的调查约半数为突击检查）；但多数企业并未就此专门制定政策（仅1/4的企业有针对中国的突击检查政策），应考虑加强相应的危机处理制度。超过60%的企业认为政府过于宽泛的执法自由裁量权给其带来较大困扰，但面临行政执法时选择对抗性救济措施的企业较少；在为数不多的行政复议、诉讼中，受访企业也有一半的成功率。可见，企业在面临行政执法时，可以考虑积极采取救济措施以降低企业损失。
调查问卷所反映出的企业合规现状也十分有启发意义。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超过90%的企业领导重视合规工作并认可合规工作的积极影响，仅不到10%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合规工作会造成商业机会缩水、业绩目标难以达成等负面影响，这一点令人欣慰。
调查问卷通过企业合规部门建设、内部调查、合规政策建设、第三方合规管控等多方面摸底中国企业的合规制度建设情况。
1
在合规部门建设方面，外企有较好的合规部门建设，合规的职能逐渐被独立出来；民企和国企中由业务部门自行管理反商业贿赂事宜甚至没有相关管理部门的比例高于30%。
2
高达87%的受访企业2016年都曾开展过针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内部调查，经常开展内部调查的企业达到37%；但是仅有1/3左右的企业存在内部调查指引，内部调查的规范性仍有提高空间。
3
在合规政策方面，企业合规政策当中包含管控对外行贿行为的企业比例，国企和民企明显少于外资企业。仅有25%以及22%的国企以及民企的政策包括管控对外行贿行为。
4
在第三方合规管控方面，内资企业有第三方管理政策的不多，只有不到50%的国企、35%的民企有第三方管理政策。即便拥有第三方管理政策，会采取具体的第三方管理措施的企业也较少。
5
在对外投资中进行合规尽调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开展合规尽调的具体措施落实仍较为有限。
企业如何建立合规体系
通过以上问卷调查结果，不难发现目前大多数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开始重视企业内部的合规制度建设，但对于如何打造有效的合规体系尚缺乏经验。本书的第三章本章将基于合规体系的核心原则，结合中外企业的先进实践，结合调研结果和笔者多年为各类企业提供合规建制服务的实践积累，来与大家交流如何帮助企业建立合规体系。
建立合规体系的第一步是要明确合规体系的目标和功能。合规体系两大核心目标应当追求“管控实效”和“平衡效率”两大目标，前者强调合规实际效果，后者则是确保合规能够创造价值，而非阻碍业务、徒增成本。在明确了这两个目标之后，企业的合规体系就要力争实现三大基本功能：传播合规文化，让人“不想腐”；有效防控风险，让人“不能腐”；积极查处违规行为，让人“不敢腐”。
建立合规体系的下一步就是要理清企业内部合规部门的职责与架构，做到职能清晰、定位准确、权限充足、人员适当。合规部门要围绕基本职能（建立合规体系、合规审核与流程管控、违规查处、合规培训与文化建设）来开展工作。在定位上要保证充分的独立性、较高的管理权限和汇报层级，确保能够独立工作。而合规部门要有较强的法律职业属性的人员，应当配备适当的、充分的人员和资源。
接下来，企业应当制定有效的合规政策体系。全面化和系统化的同时，还要“接地气”，简明、通俗、执行力强。合规政策体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手册”，实际上是公司的一个行为管理体系，并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