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会让人受伤害的不只是疾病。
接手美国默克乙肝疫苗的公司叫康泰生物。设立之初属于国有企业，承担着乙肝疫苗国产化任务；后经股份制改造，国资彻底退出，康泰生物变为民企，疫苗王杜伟民入主。在他的主导下，2015年康泰生物能顶着证监会“国有资产流失”一连串发问闯关ipo成功，并把自己的老婆、妹妹和侄子等亲属运作成上市公司的股东及重要关联交易方。
而在之前的2013年12月，在十天时间里，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一个月后，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通报：未发现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并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
风波过后，康泰生物安然上市，市值从杜伟民收购时的6亿元飙升到现在的400亿元。
上周，自媒体文章《疫苗之王》将康泰生物推上了风口浪尖，原因如下：
1、康泰生物实际控制人杜伟民和自然人韩刚君曾经参与投资持股长生生物，并且杜伟民本人担任长生生物销售总监。
2、杜伟民和自然人韩刚君曾经一起投资控股常州延申90%股权，将其改组为江苏延申，并一起力推江苏延申上市，但是2009年江苏延申被查出疫苗造假。
3、杜伟民在2008年开始拿下康泰生物大部分股权，此后又通过康泰生物收购北京民海生物，一起打包上市，而在民海生物获得的疫苗许可上，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2014年间，杜伟民曾经向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的副主任尹红章行贿47万。
更多疑点还在浮出水面。那么，康泰生物到底是一家怎样的企业，“疫苗之王”杜伟民是如何把它带入舆论漩涡的？
美公司700万美元转让乙肝疫苗技术
康泰生物的成立原本承载着乙肝疫苗国产化的重任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乙肝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在这之前的70年代已经启动了乙肝疫苗的研发项目，但一直到1986年，中国的乙肝疫苗虽然研制成功，但是仍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疫苗接种率非常低；另外，中国当时是世界乙肝大国，平均每10个人里面有一个乙肝病毒感染者，每年2000万新生儿的感染率也接近10%。
1988年秋天，中国政府刚去美国谈乙肝疫苗的引进时，美国默克公司本来是想直接卖疫苗给中国政府的，一只乙肝疫苗在美国的售价是100美元，作为乙肝大国的中国，得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但谈着谈着默克公司发现，中国那时候全民免疫体系还非常不完善，乙肝疫苗在中国不是免费接种项目，他们卖给中国政府的疫苗，普通人用不起。
于是默克公司最终决定将疫苗技术当作一件礼物，以象征性的7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国。事实上，默克公司这个举动不仅意味着放弃了专利费和中国市场的巨额利润，甚至象征性收取的700万美元，连培训中方技术人员和支付派遣到中国的专家费用都包不住。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默克公司负责提供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中国负责设计、建造年产量4000万剂的乙肝疫苗生产线，以保证可以免疫全部新生儿。
1992年，在卫生部和广东省的牵头下，深圳泰康生物公司成立，成为承接默克公司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生产的企业。同一年，卫生部宣布乙肝疫苗被纳入国家计划免疫项目。
但这只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
卫生部把乙肝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项目后的10年里，乙肝疫苗的接种并不免费，而是由家长支付。一直到2005年，国内才开始真正实现全国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又过了四年，到2009年，才宣布为所有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
从89年签订合同算起，默克公司期待中那个“没有乙肝的中国”，整整用了20年才开始慢慢成为现实。
卫生部的专家说，之所以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免费，是因为国家缺钱，计划免疫需要的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都很费钱，财政负担不起这笔开支。
而20年里，承接了默克公司疫苗技术的深圳康泰又发生了什么？
深圳康泰的乙肝疫苗生产线93年建成，94年投产，97年市场占有率超过60%，年产量已经达到了当初合同中约定的可以保证全部新生儿接种需要的4000万支。99年，康泰公司年销售额过亿，净利润率接近30%。2009年，在实现全民免费接种乙肝疫苗那一年，现在被千夫所指的杜伟民登场，康泰生物的国有投资方则悉数退出。
故事在这里开始步入正题。
2013年，在十天时间里，8名幼婴疑似接种了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后死亡，有媒体指其为“杀婴者”，但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联合通报，未发现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并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
风波过后的2015年，康泰生物提交招股书。七名发审委委员并未将疫苗事件作为关注重点，仅在第五个问题一个部分中问到2013年疫苗事件，“请保荐代表人结合判决内容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产品质量瑕疵或经营上的过错。”
2017年2月7日，康泰生物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赚2000万。
杜伟民连续三次低价受让国有资产
康泰生物为国内最早从事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生产的企业之一，实控人杜伟民目前持股54.46%。
回溯康泰生物的发展历程。1992年，在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复下，深圳广信、香港广信、国原投资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康泰有限，注册资本为3900万元，三方各出资130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3.33%。
2002年12月，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上海华瑞投资有限公司等5家股东作为康泰生物发起人，将其整体股份制改制，并在随后几年谋求公司上市。然而康泰生物却始终未能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2010年后，当初作为康泰生物股份制改造的五大发起人，除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之外，其余四家相继在产权交易所转让康泰生物股份。
在原始发起人纷纷退出之时，杜伟民出手了。2008年8月15日，康泰生物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瑞源达、王峰和郑海发以民海生物100%股权作价2.43亿元，认购康泰生物增发的1.82亿股股份的决议。工商资料显示，深圳瑞源达的实控人正是杜伟民，至于民海生物，则是杜伟民旗下另一公司。
增发完成后，康泰生物的第一大股东正式变更为深圳瑞源达。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民海生物自2004年成立至2008年4月30日期间，只有2006年实现营收8.5万元，其他年份均处于无营收状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泰生物的财务报表显示，2004至2007年康泰生物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34亿元、1.33亿元、9879万元和1.06亿元。
也就是说，杜伟民实际通过一个基本无营收的民海生物标的，套取了一直持续盈利的国有资产康泰生物部分股权。这一神操作，恐怕比他的老领导高俊芳更高明。
这并非孤例，在杜伟民私有化康泰生物过程中，连续三次均以低价受让国有资产。
1、2009年，国投高科曾以2.18元/股买入康泰生物，却以1.7元/股亏本转出。
2、上海华瑞在2010年将所持股票以8330万元转出，而这些股票系其出资1.07亿元购得，不考虑国有资产增值率，其相对历史账面成本损失2422万元。
3、北高新在2011 年将所持股票以3392.50 万元转出，其中北高新成本为4224万元，净损失831.5万元。
而这三笔康泰生物的低价转让，受益方均为杜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