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生先生的新书《晴耕雨读》即将出版，邀请我为之作序，我稍有犹豫后答应了。说犹豫，因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读写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会中打个招呼，他是木讷之人，我也拙于言辞。但每次见面时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真诚，他对我的关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风病，去西藏的时候，为我带药回来。因我漂泊无定，一两年没有碰面，再见时他问清楚药效后才交给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和传记作者外，对他的读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纸年轮》一书，我才略知他的状态。网易要对他做采访，需要一位嘉宾，他向主办方推荐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节目，听他讲起我说过的一些话，写过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踪过我的文章。他说从我的说法中受到启发，这是很让人愧不敢当的事。但他说得那么真诚，倒也使我郑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让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时想到，他能在费老之外，明认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说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纯良，也说明思想确实需要代代传承、发扬。
我从此开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请我去做讲座，我才知道他组织一些年轻朋友做读书会，经常一起读书。他的朋友办摄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关怀。我还听说他是读书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有文化沙漠之称，街上连一本《读书》杂志都买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给的朋友寄《读书》杂志，一时传为佳话；他后来是读书月好书评选等多个活动的评委，但他坚称自己是读者代表。他还有个观点，希望《读书》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费先生的范围，已经独立研读、思考、发言了。但当我邀请他参与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写费孝通先生的传记时，他仍答应了。因为对传主极为熟悉，他写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们多戴着有色眼镜看费先生时，他申明费的人格极有意义。
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费先生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丰富、更具关怀。在费先生晚年，他的关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更在他个人的精神谱系。他不断地回忆师友，不断地问自己存了几块钱，争得了多少分即说明他的视野之阔大。至于时人的议论，他是无需萦怀的。因为他清楚，爱清议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们，他对朱学勤先生说，他们是庸俗的。他对冠生先生说，要混社会，混文化界，很简单，买了门票，有了敲门砖，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对费先生的人生遭遇有着极深的了解、认同，所以才能够在人格意义上传递费先生的精神。他本来可以进圈子的，但他放弃了。在中国，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败坏了我们的文化。虽然人们说，出来混，迟早要还，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几乎很少需要偿还什么，这也是今天人们仍乐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这几年，我们知识人的名声急剧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们自身的作为相关。幸运的是，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场串场捞过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选择的也是清唱，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