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财税是国家密码，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税务管理水平、财源的盈枯状况，乃至国家、国民、制度的现代化程度，是历史演进的主线。贾康先生于2017年1月在阿里巴巴的这篇演讲，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财税现状，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曹德旺先生说中国企业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个概括还不够到位，他说的企业负担里，正税之外是大量非税部分的比较，如美国和中国的人工费、电费、天然气的成本、物流成本、厂房、土地等相关负担，这些跟税没有直接关系，不能以税的概念来涵盖，他把所有的项目都做了相关的考量以后，最后总结是：中国综合税负高35%。我觉得这就需要澄清，他到底说的是税，还是税和其他负担的总和。
我们必须把曹德旺所说到的所有这些问题和引发的积极讨论，牵引到更全面看待的正税、非税收入、税外隐形负担、社会环境里的综合成本等所有负担的全景图上，明确哪些可以降低？能够做的应积极去做。对这些降低负担要做之事所匹配的改革，敢不敢攻坚克难，能不能真正通过改革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形成一个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这是中国的真问题。
我再强调一下，因为曹总的结论没有概括他所讨论的全部信息，只讲了综合税负高35%，因而还要进一步讨论。现在网上很多讨论走偏，只简单地说中国税负太重，重到了“死亡税率”，很容易使人只关注正税税率的高低，想得窄了，其实应该扩到全景，把所有问题一一摆明。
第一，先说中国正税。前几年做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的努力，但显然还需要继续努力。中国正税就这十几种，要想再减，具体减什么，这是最关键的。我看了这么多讨论，只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李东生的说法，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12%，这是指标准税率。增值税17%如果减到12%，假定它代表的是整个收入绝对规模，这就要砍掉差不多1/3的增值税，中国政府砍掉1/3增值税收入，那整个局面还过得去吗？（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营改增之后，更要占到全部税收收入近一半左右）这是“过日子”的问题，也是方案可行性上绕不过去的问题。
接着，减增值税的合理性如何。中国现在是间接税唱主角的税制，如果降低间接税，看起来企业可以直接感受到税负降低，但是税负在“间接税”概念下它必然要在整个市场流程里完成转嫁，那它最后归宿在哪里？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最后负担下降其实不是主要落在企业这里，最后税负的减少可能主要体现在最终消费者身上，使最终消费者受益，这是符合应强调的税收实际减税效应，最后落到共享发展、使消费大众最终消费品含税量降低的效果上的。这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取向，就是逐渐提高直接税，同时要稳定宏观税负，言下之意就是要降低间接税的税负。所以，李东生说的方向没错。
但是，要考虑稳定宏观税负或维持其不低于一定水平，降低间接税，就有必要提高直接税比重，光讲减税显然不够。虽然大家都不愿意加税。在加税大前提之下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加什么税？直接税加什么这是要对接到操作点上的，比如中央说到的房地产税加快立法，这就是个直接税，它是从无到有，是加税的因素，当然它远水解不了近渴：什么时候能完成立法，什么时候能把这种税收实际加上来？显然它是个慢变量，而且现在还看不到启动的明确信息。
原来提稳定宏观税负情况下，直接税没处下手去加。要成规模降低间接税，还必须对应到中央已经说到的最新的指导方针上，政治局现在已经把原来的“稳定税负”（实际上指稳定宏观税负）的方针调为“降低宏观税负”。国家收入来源第一大税是增值税。我观察，这方面没这么简单。中央现在实际工作中，在减税的同时必须掌握整个政府系统还要安排的支出，满足一系列的目标要求，要保“民生托底”（社会政策托底）的很多事情，要有一系列与七千万人脱贫的精准扶贫相关的财力投入，和维持我们所有的社会保障事项（从住房保障到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相关的所有投入，这些年支出不断加码，使已经形成的“稳定宏观税负”这一指导方针下形成的财政赤字率2016年抬到了3%，这个赤字率再往上抬一些不是不行，但是会更审慎，因为3%已经达到了欧盟成员国签约时他们财政纪律控制的量值了。我们已经听到口风，可以考虑不把3%看作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逾越过去以后能够逾越多少？已很有限了。找不到新的替代财源的话怎么办？要增加直接税是个很慢的变量，很慢的变量配一个很快的向下调整的变量（就是减少间接税），必须找到短期内填补它的收入来源，这时候虽可以通过宏观税负的降低和提高赤字率冲抵一部分，但冲抵是很有限的。
接着要说，中央说的降低宏观税负是仅仅指正税吗？不对。降低宏观税负要把所有的政府收入放在一起理解。简要地归纳，宏观税负有三个口径，最窄口径是所有的正税加在一起。中口径是把这些税收加上另外一些项目，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的征收。中口径的意义不大。最有意义的实际上是广义的口径，即把所有政府收入合在一起和gdp比。对这个广义宏观税负的可比口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各方研究人员，虽然有些认识上的差异，但区间是非常明显的：在33%-36%这个区间，它大致就和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宏观税负一样，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大概为35%，如要说发达国家，就比这个水平高，一定是40%以上，北欧福利国家则接近50%。
行政改革迟滞加大企业负担
这样一来，在降低宏观税负方面按最有意义的广义口径考虑，必须包括正税之外其他的收入怎么降的问题，对接曹德旺观察的问题里很多相关因素了。实际上曹总看到的比广义宏观税负还更开阔一些，包括社会上很多生成于一定运营环境里的负担，比如运费，又比如他说的清关、融资成本、配件的费用等等，那是更开阔的超大口径了。但我们至少应把正税之外中国要讨论的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一些隐性的、在政策环境的明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起作用而形成的各种综合成本（很多是隐性的，企业不得不承担的这些成本）合在一起考虑。
第一个是正税，我国现行开征的十几种，能打的主意在哪里？营改增这个结构性减税，算是已经在框架上做到全覆盖，小规模纳税人是简便征收从低的税率，一般纳税人以进项抵扣作为享受减税好处，但这里面可能还有问题。比如说有的高科技企业，必须稳住高端人才，给这些高端人才付薪酬是形成不了抵扣链条里的进项抵扣的，如果这样一个轻资产、重人力资本投入型的高科技企业过了某个临界点以后，它在营改增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实际税负不降反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要专门讨论的问题，要有调研和针对性的具体措施的设计。
此外，小微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起征点”抬高多少得具体讨论，这方面实际减税的规模能有多大？其实已经不太大。看现在的税务资料，小微企业实际税收贡献在整个税收里的比重已经相当低，再给他们减一些税，可以使他们再降低一些负担，但具体到每一家小微企业，可能一个季度降100块钱的税，甚至只降了几十块钱，充其量降一千块钱，这能有多大的帮助？这可以感受到在正税框架里减税的局限性。
第二个是行政性收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种行政性收费曾经极度膨胀，这些年经过一系列的整治后明显收敛，但是收敛下来的行政性收费和其他经济体相比，还是居于很高的水平上，这是一望而知的。这背景是什么？是相关公共权力环节的各个部门，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比如说审批权，后面跟着的往往就有明的收费权和暗的“设租”权。中央层级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以后，现在审批权压缩到400多项，但如果列成一个单子，感觉也是多如牛毛。这里面很多的具体收费，是跟着这种公权在手的“权力行使”带出来的。有没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行政性收费？答案肯定是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往这个方向推。甚至已有学者提出：趋势是应该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费，我觉得这可能说得稍猛了一点，有些行政性收费似乎还一段时间取消不了，比如咱们现在支持航空港的建设，原来是直接专项交钱的机场建设费，现在已经含在票价之内，但是一直在收，它是一个专项基金。三峡建设也配有三峡基金，电费里有一个较低的比重。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要继续往下压，这些行政性收费能压什么？
这些行政性收费政府架构需要脱胎换骨地改造，最好是大部制、扁平化，把这些庙拆了做一个全新的设计，新“庙”带有大部制特征、减少政府层级的扁平化特征，为政府机构消肿，然后就可以处理好怎么配“和尚”，怎么念经，怎么做规划，怎么做审批的问题。哪些项目可以取消？哪些标准可以下降？这其实又涉及政府职能实质性转变，行政运行成本真正降低。这样的改造如果做出来，机构精简接着推进减少审批权，减少行政性收费，把能压缩的减费空间都用上，这个事情就可能做得比较像模像样。
否则，会是流于空谈。现在实际上已顶在这里了，大部制改革和扁平化改革中央已经明确了十几年，但实际上横跨两届政府，大部制只走了一点“小碎步”、“小花步”。1994年出于种种原因下决心把国税、地税分开设立，几年以后，后面配套的条件到位，使他们各自的收入可以做到不混库，有种种约束“做不了鬼”了，那时候实际上已形成一个逻辑认知：可以再把它们合并在一起。但对不起，既得利益形成了，各自几十万大军，如合在一起，实际生活中复杂的“中国问题”就产生了，两套班子合在一起谁唱主角？这里面引出很多很多人事方面的麻烦，大家就可以想到是非常棘手的。上面很多的决策任务摆在面前，决策层不想惹这个麻烦事儿，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政治决心的问题。至少几十万人合在一起，怎么分流安置都很清楚，先把班子合在一起，待遇不变，但要说清楚谁是一号，谁是二号，慢慢消化，后面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提拔无望，因为前面班子的位子占完了，这些人自然退休以后，后面的位子才能接上公务员，有激励机制。在这个过渡过程中，竞争者是不是要互相给对方找毛病？为排挤对方出官场，这种竞争有时候是非常不择手段的，乌烟瘴气，告状信满天飞，后面跟着就是无穷的烦恼。这些事情其实私下都是不说自明的，作为研究者我摆到桌面上来讲一讲。
由于不得不回避这样一些问题，连国地税合并都做不了，还说什么大部制？发改委跟财政部并成一个“发财部”可以吗？至少一段时间内想都不要想。90年代初我去韩国，人家已经解决了，他们的财政部不叫财政部，叫“规划与财政部”，计委跟财政合在一起。再看法国，有说法法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里最有集中特征的，但也早已把经济、产业与财政部合成一个部。其他经济体建设现代国家、推进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但中国这方面基本框架的问题没解决，说到降低负担，马上就归结到税，都没碰这些事情。但我们一展开分析，从税说到税外还比较规范的行政收费，立刻会碰到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实质是敢不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问题了。
除此之外，第三项，我国社保的五险一金一般人认为是应该降低的，但具体怎么降？降了以后，压力越来越沉重的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能否过得去？这里相关联的改革，本来是应该下决心实行基础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把省级统筹概念下三十几个蓄水池并成一个大的蓄水池，它的调节能力升级，缴纳的负担程度便有可能适当调低。像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资金是不够用的，但深圳、广东劳动力平均年龄很低，大量的资金滚存积在那里，由于各自的蓄水池不能连通，一边的支出压力非常沉重，另外一边是滚存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