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有人都参与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去专业化的行为。哪怕最简单的垃圾分类，都是一个高度专业的事情，比如只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可回收的标准虽然有文本上的定义，但最终是否可以回收，取决于废品回收站等回收企业以及终端的资源利用企业，同样是纸，碎纸无法重复利用，纸板可以，不同状态的纸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再利用的价值都有不同，这个信息是不断波动的，有一些看起来可回收的物品，在特定地点、特定时期，再利用它得到的收益可能还抵不上成本。这些信息，只有需要一定的专业性以及对市场动态的掌握。

以往大城市里的可回收垃圾主要是靠到处可见的拾荒者和收垃圾的人回收的，像饮用水的塑料瓶、报纸、纸包装盒，他们甚至可以从腥臭的厨余垃圾中翻捡出空塑料瓶，还会向家庭整理好的可回收垃圾支付金钱。这个过程是高度市场化的，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回收的垃圾一定是高度可回收的，他们因此获得了收入，养家糊口，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市场。

现在因为一些原因，大城市清退了低收入的拾荒者等收垃圾的人，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垃圾几乎是另起炉灶，基本摒弃了原有的参与者。当然，我们并不能美化原有的拾荒者，他们能解决的可能只有可回收垃圾，对于不可回收的垃圾，他们没有分类、处置的兴趣。尽管如此，垃圾分类的主体由专业的、市场化的拾荒者退回到普通居民、拿固定工资的街道干部和小区志愿者，他们并不比普通人专业多少，也无法从回收垃圾中获利，可回收垃圾的质量必然是降低的。激励机制也决定了，财政必然要大量贴补资金或者给他们压力，才能让垃圾分类的这个系统运转

更大的去专业化体现在居民端。家庭进行垃圾分类需要时间，也需要消耗注意力，上海目前实施的分类虽然比日本还有差距，但相较不分类或者粗分类，肯定会额外多出不少时间，每天每人哪怕只有5分钟，汇总到上海市所有人，时间量也非常可观，每年合计7.3亿小时，按标准工作时间计算，损失时间相当于36万个全职职工全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