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正做售电业务是从2019年开始，九成以上的代理电量都来自集团公司用户，如果没有集团公司的支持，根本活不下去。”作为一家电力央企在内蒙古售电公司的负责人，在被问及售电业务盈利情况时，李明（化名）略显地无奈对《能源》记者说道。
其实，李明早在四年多前的2016年便接触到了售电，并在当年成立了售电公司，但是由于内蒙古地区真正开放售电市场非常晚，李明和他的售电公司一直处于观望中，直到2019年才真正开展售电业务。
对于李明而言，可以说是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早在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9号文“），并在当年发布了六大配套文件，其中便包括售电侧改革
售电侧改革初期的2016年，购售电之间价差一度达到0．12元／千瓦时，“暴利”成为售电的代名词。金钱刺激下，售电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内一年之间便成立了4495家售电公司。李明的售电公司也在此时成立。
但是随着售电公司不断增多，价差不断缩小，售电公司暴利不再，通过工商注册的上万家售电公司中真正参与过交易的比重不足1％。与此同时，售电公司退市的消息也屡屡见诸报端。
2020年是“9号文”实行以来的第五个年头，售电侧改革在经过了五年的沉浮之后，数以万计的售电公司行业两极分化态势愈发明显。
一方面，仅依靠购售电价差盈利的皮包型售电公司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像李明这样的拥有电源资源的售电公司，以及拥有电网和用户资源的售电公司，则在购售电之外的综合能源服务、节能减排等领域长袖善舞。
电改五年间，售电从暴利走向微利，从混乱走向理性。而随着电改的不断推进，在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全面放开、增量配网试点不断推进和电力现货的不断提速的新契机下，售电又会迎来怎样的沉浮呢？
成败价差
“目前公司在宁夏和内蒙古包头有两家售电公司，去年都代理了近10亿千瓦时的电量，但是利润都非常低，有价差的每度电可能有1厘钱或者两厘钱，有些纯粹没有价差。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承担偏差电量考核的风险。”一家主营电解铝业务企业的售电公司相关负责人王正（化名）告诉《能源》记者。
相比巅峰时期的0．12元／千瓦时，如今的购售电差价已经降低到几厘钱，很多地区甚至到了只赚吆喝的“零价差”阶段。多家独立第三方售电公司在接受《能源》杂志采访时表示，如今依靠价差几无生存空间，只有在华南的一些省份情况会好一些。
诚然，作为售电侧改革的桥头堡，以广东省为例，高电价下的让利空间巨大，在开启了售电大潮的同时，也让其他地区的售电公司羡慕不已。但是经过了数年时间的竞争，广东省的高价差时代也早已远去。
时间回到2015年11月28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重庆市、广东省开展售电侧改革试点，售电公司也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最后一个月，重庆市和广东省分别确定了3家和13家售电公司。
次年的3月至5月，广东省进行了三次有售电公司参与的竞价交易，最终成交价差分别－125厘／kwh、－148厘／kwh、－133厘／kwh。但由于用户侧对电价下调的敏感性和预期并不高，最终销售给用户电的电价仅下调了10～15厘／kwh，按照三个月135厘／kwh的平均价差计算，有120～125厘／kwh的让利由售电公司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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