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把在学校做先生的称为教员【1】，叫他所做的事情为教书，叫他所运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书本知识的人，除了教书以外，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呢，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象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样。这都因为重教太过，那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就将教与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是实在应当合一的。理由有三：*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记它，把活泼泼的小孩子当作一个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就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就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是教学乃是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到身上来了。不像从前一样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是拿书本来配学生了。他不但是要拿书本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这种办法，果然比*一种好得多，然而学生还是在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处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为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何必又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那么，先生究竟应该才好？第三种也就是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要把教与学联系起来：一方面先生要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学生要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教师不要拿现成的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而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学生方才能去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的一切真理，就能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所以要想学生学的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一个理由。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从前的先生，只管自己的意愿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趣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方面也就能够乐学了。所以怎样学就须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二理由。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现在教育界的通病，就是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看他书房里所摆设的，无非是从前读过的几本旧教科书；就是这几本书，也未必去温习，何况再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这也是教学分离的流弊。
那好的先生就不这样，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fr·paulsen）【2】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因为教法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快事体。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那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葫芦，我却觉得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为一。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三个理由。
总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教学合一的三种理由。*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有了这样的联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找那无价的新理了。
注释：【1】本篇系陶行知在《世界教育新思潮》专栏发表的系列论文之一，主张教学合一。不久，他进一步提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后来发展成为教学做合一的完整体系。本文原载于1919年2月24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1号，署名：教育硕士陶行知。
  【2】包尔孙，通译包尔生。
【编者按】陶行知先生早年师从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在吸收杜威教育思想的同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理论。陶先生生逢乱世，在艰难中不断进行着伟大的教育实践，先后创办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小先生”、育才学校等，为我国民主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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