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10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也被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了。反问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饮料了？”
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不断重复利用的过程只会让塑料的性能不断递减，终究会变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规避塑料垃圾的环境污染，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使用。
在我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埋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过去的10年，“限塑令”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眼下，京东物流正在推广使用循环快递箱——青流箱，采用pp材料，可以回收多次循环使用，破损后可再造新箱子，对环境不造成危害，能够替代一次性纸箱。他们希望，“协同社会各环节资源，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将绿色循环包装全面落地。”
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
有关塑料袋使用、滥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种种都能被记录下来，写进教科书，成为历史里永远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