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印刷术更为普及，出版业的商业化程度也更高，出版商对商标的运用和制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是古代出版业的商标意识和运作趋向成熟的一个起点。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鼎盛时期，期间，民间书坊星罗棋布，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社会上翻版、盗刻、伪冒、剽窃等现象十分普遍。于是，许多的出版商便更加倚重商标这一利器，以维护自身权益不受或少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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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来异国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带回中国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把记载中国先进思想和科技发明的图书刻本运回本国传授。随着佛教的深入，佛经又大加刻印,传向四方。由于中外僧侣往来，佛学经典也随同汉文化学术通过图书刻本大量传到海外，其中日本、朝鲜等国就受到很大影响。
这里应该提到从20世纪80年daikai始在全国各省市编写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苏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陕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从199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辑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辑。
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选录京、沪两地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118篇，加上未发表的132篇文稿，约50万字。此外，太原、上海两地还出版过解放前有影响的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资料，如《开明书店纪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唐代，印刷出版业初发达，并与商业利益发生密切的关联。我国历代的出版商在传播典籍，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对商标功能的认识逐渐加深，对商标的应用也日益自觉、重视，并多创见、发明。如在印卖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东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号，可以说已具备商标的雏形。